自序
“小麻嘎，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是老家当地的谚语，说的是对父母不孝的孩子。现代社会，经济好了些，不管父母死活的儿辈少了些，以至于不少人都认为自己挺体贴父母，也足够孝顺。总是自我辩解：我也经常回家啊，经常接父母过来住啊，甚至还经常视频聊天啊……。但这些仍然无法掩盖我们渐渐“忘了娘”的事实——而且这和娶了媳妇还几乎没有关系。我们那么专注而自私地谋划自己的生活，完全忘了父母以前是如何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他们自己，忘了父母多少次为了孩子能有一个未来而低声下气，忘了父母为了这个家庭能一步步捱下去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而现在，许多的时候，父母只是遥远故乡的一缕思念，厨房烟火中的一个背影，孩子身后的一声呼喊，医院病房里的一声叹息。我们总是很忙，忙着工作，忙着娱乐，忙着交友，忙着看电视玩游戏，忙着刷抖音睡懒觉，就是没有时间好好陪父母聊聊天。很久以前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现在我的理解是，常回家看看是不够的，一直陪在父母身边也是不够的，父母是最亲的人，不是保姆，不是累赘，不是木头，不是影子，是最需要悉心呵护的。而我们习惯了把耐心都给了客户，把尊敬都给了领导，把体贴都给了朋友，把关怀给了孩子，最后唯独把忽略和冷漠留给了父母。
年秋天父亲过世了。虽然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我早有一些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料到父亲的过世，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的空白。我开始仔细审视自己人生的意义，开始反思自以为的所谓孝顺是如此的空白乏力。也开始有所改变，给母亲的电话也逐渐多了，回家次数也逐渐多了。有事没事，也和母亲聊聊以前，聊聊以后。前几年，接母亲来郑州治颈椎腰椎，我们每天晚上都聊一个多小时。我像采访一样，一点点把父母的过往挤了出来。我还刻意加以录音，回老家还通过爷爷、大爷、邻居等进行确认。越是细聊，越是崇拜父母，越是感激父母。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走进父母的世界，慢慢地我记忆里的影像片段也逐渐贯穿了起来。这才知道父母当年有多艰难，有多坚强，走到现在是多么不易；这才知道父母是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什么都可以舍弃。相比而言，我们眼前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及挫折，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我们为父母做的一点关怀和体贴，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后来我又仔细读了自己的高中日记，许多细节越来越清晰。于是有了一个强烈的小念头，为父母写一个小小的传记。
这个传记不是什么文学作品，它只是个小小的记事本。它要很朴素，很简洁，很真实，它要尽可能如实记录父母前半生的奋斗历程，如实记录父母为我们成长的无私付出。许多年后，等我也老了，脑袋即将糊涂的时候，每次打开它，还能唤醒我的记忆，让我知道，我欠父母的恩情永远无法还清，我对子孙的呵护还远远不够。
然后，我会像父母一样，乐观坚强地从容面对多姿多彩而又五味杂陈的悲喜人生。
一、父亲家族
首先说说王家的一些老人的故事。
王家是大姓，分支众多，单是大系，老家附近就有宿州符离王氏、萧县三槐堂（太原）王氏等大流派。我们这一支，高祖王彦瞅迁自安徽濉溪县铁佛镇梁楼，这是确定无疑的，梁楼等村现在还有同宗王氏几百人。但估计这支不是什么名门大户，新整理族谱中关于来源，也语焉不详，只笼统说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
因历经乱世及文革浩劫，无族谱可考，目前只能依据长辈记忆，同时寻求他人佐证，零星获取祖辈们生平信息。经我多次向老人打听印证，如下说法应基本属实。即使如此，也是仅能上溯至高祖而已。
（一）高祖
高祖王彦瞅，妻王韩氏，居于安徽濉溪县铁佛镇梁楼，应为清末人。育有五子二女，生平不详。
（二）曾祖
曾祖王店选，兄弟五人，排行第二。其兄王店勋，居梁楼，其长子王德纯在永城县政府里做过文书及西关大粪厂会计（相当于化肥厂），也管过看守所，于是后代多在永城县城，境况较好。老三王店益，居梁楼，后代亦然。老四无名，据说年轻时屡打胜仗，为骑兵连长，结婚十八天所乘火车出轨人亡，无后。老五王店臣曾在县政府（或者衙门）当差，后失明，无后，出殡时，爷爷王德章代为扛幡。
曾祖娶妻王牛氏。因王牛氏家族无后，为了逃难，曾祖婚后住“亲戚家”，即永城黄口乡成庄。因此，曾祖王店选应为永城成庄王氏始祖。
为谋立足，曾祖同本地大族韩姓因宅基地纠纷常年争讼。“一溜十三韩”联合排挤，官司打了三四年，韩姓最终落败。王家得到一片宅基地，开始扎根。王、韩两家也因此结仇。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地国共交错，政局混乱。曾祖年轻时候，适逢苗桥、陈官庄扩军（国军、共军不详），于是参军，因表现优异，任主任职。后下属窦副主任叛变，偶遇认出，险被杀害。大部队开拔后，因家庭所累（一说身体不适）未能随军。回家后不久，即被推为李口集主，主事多年。此间广交朋友，影响颇大。
后王牛氏母亲（曾祖丈母娘）去世，曾祖亲为发丧，据传，当时“高搭灵棚一丈二”，“宴请黑白各道朋友一月单七天（一说七天）”，并立巨碑（父辈均有所见，后毁于文革）。一时盛况空前，传为佳话。母亲曾说，当时她祖父也为木楼当地一霸，王家丧礼也有参加，记忆深刻，认为“王店选的孙子，错不了”，这也是他们同意父母结婚的重要原因，而在此之前，韩姓一党员干部以历史不清成分不好为名，多次破坏父亲相亲（俗称扒婚）。曾祖辉煌，荫及后人，此为一大幸事，不然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们兄妹什么事了。
解放以后，当地宗族势力借助政治运动，大肆整人。尤其韩姓，以历史不清、反革命等名义对曾祖多次批斗，并带高帽游街，一直管制。在此前后，爷爷、大爷去永城找到原来曾祖的部下（原为司务长，老家北高楼）高继宇（音）师长，曾开有证明，但也未起到作用。约年前后，曾祖在疾病饥饿交加中去世。临死前，曾祖还买了两个馒头去看在侯岭的父亲，说“怕是吃不上孩子们的馒头了”。曾祖死后，上海来了两个干部，说是曾祖的老朋友，想有所帮助，但为时已晚。而在此之前，约年前后，曾祖的长子王德贞，二子王德良已先后饿死。三子王德聚因在大队种红薯，四子王德章（爷爷）因学生队抽至漯河酒厂，都有口饭吃，才算侥幸活下来。时代巨变，人祸天灾，生命攸关，不胜唏嘘！
（三）爷爷
爷爷王德章，小学文化，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在学生队期间，郑州国棉厂、漯河酒厂都有经历。后在马桥西南乡财粮工作，在扎巴集（音）征粮时奈不住农民哀求，私自免征少征，被处分。自此回家务农。爷爷娶妻侯兰芬，育有二子一女。父亲王志敏为长子。听母亲讲，爷爷年轻时脾气不好，尤其在干活以后，这点后为父亲继承。奶奶，父亲，叔叔、母亲均挨过爷爷打，有时打的很重，头破血流。但即使如此，父亲对爷爷奶奶自始至终都很孝顺，即使是分家了，还经常过去劈劈柴火，晾晒衣物，带着香蕉和鸡蛋等，从来不空手。如今奶奶、父亲都不在了，自然而然爷爷就落到了母亲手里。尽管母亲年轻时候从没享受过长辈们什么关爱和支持，但仍然照顾爷爷尽心尽力，非常周全。
二、母亲家族
外公吕纯志，属龙，年生于黄口乡木楼村。前面提过，外公的父亲也是当地一个厉害人物，后来被定为富农。外公弟兄三人，他是老大，他的故事一会具体说；老三老实勤快，后来还帮我家烧了几窑砖，因成分问题一直未婚，后来死于急症；老二承担了为吕家开枝散叶繁衍后代的任务，生了五个孩子，目前这些舅舅们大都还在木楼生活。
外公十几岁就参加了游击队，应该是地方抗日武装。外公去世前几年，见人就念叨当年三支半枪端炮楼的事，也提到游击队被一路围追堵截死伤惨重的过往。听说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参与了淮海战役，看到过战友被炮弹炸的粉碎，棉袄断臂挂到树上的情景。抗日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有关部门发了外公一枚纪念章，每月还有一些补贴。这证明年的时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剩下的不多了，也说明外公刚参加游击队时候年龄确实不大。
解放后，外公随部队去了西藏当干部。解放区的天，也不全是艳阳天，尤其是所谓的“跃进年”或谬说“三年自然灾害”，人祸蔓延。因外公不在家，外婆要拼命出去干活挣工分，母亲的一个哥哥（八、九岁）和一个弟弟先后饿死。母亲出生于年，那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月，外婆出去干活，母亲在家也没人看管，饿死过几回。有一次饿极了就往外爬，爬到了烟叶地里晕死过去。后来家人找了好久才找到，母亲的一个姨用面汤灌了几口，算是又活过来了。极度的饥饿使得母亲非常瘦弱，两岁的时候才八斤，走路也走不好。年前后，外公总算回来了，而且很是排场，带来一火车皮的羊皮袄和一大群羊。但是很快被政府以投机倒把之类的罪名全部没收了，而且还拘留了几个月。
但是外公毕竟还是见过世面、有些头脑的。三年人为灾害之后，外公做了两件事情，日子慢慢又好了起来：一是接下了生产队菜园的活。按照当时的规定，种菜是刮风下雨都算工分的。菜种好了，满足生产队的要求指标后，剩余的还可以去城里卖掉。种菜当然是很辛苦的活，但保证了有菜吃，还能换点钱，比干其他强。外公忙的时候，十几岁的母亲就用托筐装上斤的大葱、白菜，骑车去县城卖掉。平时，外公外婆都在地里看菜，家里的事都是母亲张罗，包括给弟弟妹妹们做饭，收拾，然后去地里干活。母亲十五岁就开始挣大人的工分了，十八岁时，母亲还成了生产队小队长，每天十二分（一般人十分），而且开会也有分。那时候会议特别多，母亲说开会就算是休息了。后来母亲还进了棉花生产队。下工后，母亲还要去割草，交生产队喂牲口。十斤草一分。虽然当时人们普遍吃苦耐劳，但即使如此，母亲的能干也是远近闻名的。
外公做的第二件事是开了个代销店。不忙时外公去城里进货，忙时母亲替外公去。商店一直开了很多年，我小时候去木楼，商店还在开着。就这样，在外公外婆和母亲的努力下，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别人还在吃杂粮的时候，外公家都能吃上白面了。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早早成了经济支柱，也透支了很多体力。也让母亲成了种菜、种地、饲养、做小生意全能的一把好手。虽然母亲没机会读书识字，但这些生存技能的积累及随之养成的坚韧性格，成为了日后母亲自己小家庭的最有力的保障。
听母亲讲，外公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打人，但从未打过母亲。外婆特别要强能干，脾气也怪。我记得在我七、八岁时候，外婆半身不遂，自己难过成了废人，也不想拖累家里，就服毒自杀了。
妈妈年轻时候干的活多，脾气也大。再加上外公种菜那几年，外公外婆要看菜地，家里家外都是母亲操持，包括给三个弟弟妹妹做饭洗衣服，然后才能出去干活。三姨和小姨不听话的时候，母亲也动手。有一次三姨被打蒙了，慌慌张张一路跑到邻村高楼，找了好久才找到。
三、父母的婚礼
母亲一直说她是二十一岁订婚，四年后，母亲二十五岁，父亲二十九岁，年大年三十结的婚。但是我对照了一下，母亲年出生，属狗，父亲年出生，属小龙。年结婚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往前推4年，在年父母订婚（说上）的时候，按老规矩虚岁来算，母亲应该是是十九岁，父亲二十四岁。
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还没说上。不知道当时父亲当时怎样的心情。但听说，当父亲知道之所以每次相亲都没有下文，是因为姓韩的党员每次都等我父亲相亲前脚走，他后脚就去女方家扒婚后（说父亲成分如何不好等等），父亲非常愤怒，冲到党员家，大打出手。父母相亲后，韩党员故伎重演，借自己的组织身份，多次找母亲谈话（母亲也是小队长），后来外公打听到父亲的爷爷曾经也是很牛的人物，再加上村里父亲好友春生等人在中间撮合，这事才算没黄。
当时父亲还在县里土产公司上班，每月有三十五块工资，算是工人。但不久土产公司出了事故，货架塌了，压伤好多人，包括父亲。病愈后父亲也没能回土产公司干活，回家在生产队也做了小队长。本来两人订婚都比较勉强，这时候就有人劝外公把这门婚事给废了。但外公考虑到人应该言而有信，而且也已经开始来往了，就没答应。
其实所谓来往，就是定亲后每年中秋和春节父亲要去看望外公。当时物资匮乏，中秋外公不让父亲跑，春节时候，父亲就带几包果子，几个馒头去外公家。那时候妇女包括母亲是不上桌的，就在厨房吃饭。他们应该能互相慌慌张张撇一眼，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交流。母亲说只有一次，父亲干活从木楼河堤过，正好碰到了母亲，那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也只是对看了一下，也是没有话。四个春节，加上那次河堤偶遇，父母在婚前算是见过五次面。然后，两人的一辈子算是就绑在一起了。
母亲至今对他们的婚礼细节记得很清楚。
母亲总共有三身新衣服，其中两身半是的确良料子（蓝色和粉红色），还有一件蓝迪卡（音）料子的上衣，这个衣服在当时算是好的，我小时候还穿过。父亲是一套中山装，非常帅气—以至于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村里小伙子相亲、结婚都来借这身衣服穿。这几身衣服几乎是他们婚礼的全部了。本来爷爷还答应给一辆自行车的，那是父亲从土产公司骑来的，婚后爷爷赖账，没给；婚后父母住到一间边屋里，结婚时被褥都有，但等母亲回娘家回来，褥子被奶奶抽走了，还说“就那也管（能）睡，盖的（被子）也是我的，就不要了，都给你了”。父亲在爷爷奶奶面前不吭气，母亲只得找些草和麦秸把婚床铺了铺，将就睡了。外公给了七十块钱，置办了桌子、盆架及柜子，这就是全部家当了。那个铁盆架前几年还在，锈迹斑斑，母亲一直没舍得扔。
婚后不久应该就分家单过了。没有粮食，没有钱，父母的小家庭是彻彻底底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贫农。但如同那时候的许多小家庭一样，父母没有气馁，而是满怀希望开始了他们的小生活。外婆看不下去，接济了母亲二十块钱，母亲花了十块就置办齐了油盐酱醋等基本的生活用品。日子特别艰难的时候，母亲就去木楼带些菜回来吃，一天天也总算熬过去了。
四、我和弟弟的出生
听母亲讲，尽管结婚时家徒四壁，但分了两亩半地后，父母辛苦劳作，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父母年大年三十结婚，一年后，年正月十八日，我在西屋出生；紧接着，年六月初三，弟弟在过底（音，大门过道）出生。估计当时父母还没意识到，这是两个天大的包袱（后面还有个小包袱妹妹，年三月初七生），这个小家庭大部分的压力，几乎都开始于我们兄弟俩的出生。
我的出生是一个灾难。估计由于母亲营养不足加上过度劳累，我出生后特别弱不禁风，体质特别差。几乎一直在感冒，而且一发烧就烧晕死过去。那时候程庄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情景：老王家的大娃又高烧晕死过去了，他娘紧张地抱着孩子，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在乡村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记忆中总是阴着天或下着雨，一片泥泞），飞奔七八里路，跑到李口去看医生，医生掐人中，扎针，输液，一阵忙乎，娃又活过来了，他娘面如土灰双眼含泪，早已吓得半死。如是反复。后来陈楼有了诊所，也去陈楼。不太严重的，就去邻村姜庄。对于母亲来说，花钱估计还是小事，关键是吓人，怕夭折了，这样小心翼翼的，不知道能不能养成。这时候她老人家还不知道，这时候的关于我的成本支出和担惊受怕，还只是个开始，她要是知道我后来的种种故障和不靠谱，我都建议她老人家那时候就把我掐死。
给我办满月酒的时候，送礼还都是粮食，总共收了一把头（音，类似于篮子）面，一把头麦子，还有一些带糠的谷子及玉米，以及个鸡蛋。后来用钱，鸡蛋卖了一半，大概五分一个。
弟弟身体好些，小时候奶水不够，但是他吃奶粉，不像我傻，一口不吃。所以小时候弟弟是胖胖的，我特别瘦，这和现在的我们两个几乎是翻过来。我是纯粹靠后天努力硬生生地一口口把自己吃成了胖子。
五、烧砖窑
父母婚后，开始筹划经济问题。母亲考虑到一直连间自己的屋都没有也不是办法，另外，手头一分钱也没有，总不是办法。当时正给爷爷烧窑盖屋，前前后后烧了四窑。烧窑是个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先要磕土坯，然后晾干后存起来，排队等着烧。我还记得和父母一起在西地磕砖坯的情景，先要活好泥，然后用一个木制的工具装上，一次可以磕三块砖坯。活很重，父亲老是借口帮人相亲开溜，所以大部分砖坯都是母亲和叔叔磕的（不过听母亲讲，父亲说亲还是成果辉煌的，本村的新田，四季，丰收姐，古城两个，还有三姨，小姨等，总共说成了十来家，这是父亲很大的功劳，一度也是父亲最引以为傲的公益事业）。一般一窑能装两万多砖坯，扣除毁损的，一窑能出一万五到一万九好砖。四窑砖满足了爷爷盖房的需要，主要解决了叔叔说媳妇的问题。因为爷爷奶奶和人交往不多，给叔叔说亲都是用的我父母的名义，媒人也是来我们家谈事。当时父母手头一分钱都没有，说亲礼品也都是赊的。
在帮爷爷烧窑的同时，父母见缝插针紧锣密鼓地自己也烧了两窑，第一窑是木楼三外公过来帮忙烧的，村里人有意检验他的水平，故意将窑填的很实。但三外公还是烧出了两万青砖，大家都很佩服。父母的首窑砖全部卖掉了，母亲记得是九分一块，扣除买煤，管饭，也就赚大概块钱吧，这是父母的第一桶金，也是家庭最初的经济基础。为了拉车，父母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头驴子。那是一头黑色的驴，我还清晰地记着，它下崽的时候，小驴在地上折腾了没大会，就能跌跌撞撞自己站起来了，让我很惊奇。第二窑砖，父母盖了四间青砖瓦房，拉了个小院子。十来年后，宅基地前排又用石头打了地基，因为经济困难，打好地基晾了好几年，到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把前排三间红砖房盖起来，其中厨房也从后排的东屋搬到了前排的西屋。
这栋老屋，连同老屋内陆续添置的一个衣柜，一个菜橱，几张大床，几口大缸，一些破旧衣服，几乎就是父母全部的家当。一路供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而老屋的面貌和内容几乎没变过。1年，上大一的时候，宿舍兄弟雷刚陪着，我用入学奖学金在郑州航海路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个二手彩电，春节时倒火车倒汽车，硬扛回家，家里才算有了第一台电视，从此才结束了去别家看电视的历史。在近三十多年里，这个家庭挤出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了孩子身上，父母吃穿一直是最低极简水平，更不用说添置家具了。
年父亲病逝，就安息在老屋的堂屋。年春天，门前路面抬高，老屋地基太低，也有了裂痕，还有就是想让母亲尽早走出来，不胡思乱想，趁着钢筋水泥还算便宜，我主张着把老屋拆了，并在原地花了小20万起了两层的楼房。母亲一个人在家，又辛劳了大半年，夏天搬进去的时候，多少有一些欣慰。在此之前，我把老屋拍了照片，也放在新房的堂屋。
后来因为不烧窑拉砖了，父母就把老驴和驴驹一起卖了，总共五六百块钱。弟弟的奶粉，我的打针吃药，日常花销，几年里主要是靠这笔钱了。
六、开饭馆
房子盖好后，弟弟有两岁多了，已经会模仿火车的“哞哞……”叫。父母带着我们和三姨一起，在淮北濉溪街上租了房子，开了个小饭馆，早上有油条、糖糕和稀饭，中午、晚上有面条、水饺和炒菜，生意还不错，连续干了小半年。后来三姨家里有事，父母又单干了一个多月。由于爷爷奶奶从不帮忙照管孩子，所以父母把姑姑接到了濉溪，帮助照顾我们兄弟俩。没想到就出了岔子。小饭馆对面就是澡堂，有一长的挺帅还很温和的男的经常来吃饭，慢慢就和姑姑熟识了，谈起了恋爱。而在当时，自由恋爱是一个伤风败俗的事情。父亲很生气，用皮带把姑姑抽的遍体鳞伤，母亲看着都可怜。那男的在街上弟兄四个，也惹不起，父母的小餐馆也就开不成了，就把姑姑也带回了家。然而，姑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竟然还私奔了，几天都找不到。爷爷奶奶因为这事特别埋怨父母，认为是父母把姑姑说亲说给那人了。母亲一气之下，要拉来姑姑对质。下午五点多，傍黑了才出发，大几十公里的路，骑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到濉溪，费劲找到了姑姑。姑姑倒是倔强，回来给爷爷奶奶说了都是她个人意愿，哥哥嫂子都不知情。然后，又偷跑到濉溪了。
这次做生意，父母大概挣了多块钱。父母花了块买了头黄牛，一来为了耕地，再有这是他们当时能想到的财富增值保值最简单的方法了。另外还养了一群鹅。
七、破伤风
我轻轻松松用一场大病，就把父母婚后十年的苦心经营摧毁了。家庭一下子回到解放前，重返赤贫。
故事很简单。那是年，我正上小学半年级。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玩具。我们小时候玩，都是就地取材，自娱自乐：比如玩地宝，用的是旧书；玩凹凹，用的是泥巴；玩六周和老虎吃小孩，用的是砂石和树枝；玩沙包，用的是破布；玩梭子，用的还是树枝；玩战争游戏，干脆就用手指头……那一年，我推架子车底盘跑着玩，结果玩的不亦乐乎，撞到了大石头上，右手小手指挤掉了一小节，流了很多血。当时父母好像去挖沟挖河了，不在家，奶奶就用破布随便扎了扎，都没当回事，不知道铁锈里的破伤风细菌已侵入。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开始持续发烧。我本来就经常感冒，父母也没在意，照例就去诊所给开了一些强效感冒药。只是反反复复，就不见好。当时修铁路的十三队还在，在村东头还有台电视，饭后村里好多人去看。但有天晚上，我带着小椅子过去的时候，特别难受，走走停停，百十米的距离，遥远的难以企及。后来我放弃了，扭头辛苦地又拄着小椅子回了家，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如果不是父亲，我估计就永远的睡过去了。那时候刚种完麦子，父亲不知在哪喝了点酒，从春秋父亲那拿了些刚炸的丸子来给我们吃，第一次还没进屋就在门口分完了；父亲又折回去拿了些，先给弟弟吃了，然后从床上拉我的时候感觉不对劲，身体都有些僵硬了。父母吓坏了，抓紧骑车带我去陈楼看医生，村口走得急，还摔了一跤。李振亚医生看了，医院，还说，怕是一头牛都救不过来。父母又赶回家，四季叔，大爷几个人一起，开着三轮就医院了（医院）。因为只带了二十块钱，又是深夜，医院根本都不接收。医院的院长是她堂叔，就去找了院长。院长夫人亲自出马，对值班医生破口大骂，说是她外甥，今天没带钱，不用检查，该用药用药，我才顺利入了院。住院后，我昏迷了一段时间，也发了好多次疯，总共住院了四十八天才算康复。我清醒的时候，没事就观察对面病床上的孩子，记得换了好几拨。
我还记得，母亲就在病房的外边捡柴禾给我煮面吃，还打有鸡蛋；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了自来水水龙头；还记得楼梯的台阶非常高，走着很吃力；我还记得病愈的时候，大概是十一月，是父亲赶着借来的驴车把我接走的，还有烧饼夹狗肉吃（后来母亲说那是舅舅买的，他当时正上卫校，经常看我给我带好吃的）。回家的路上，我记得自己有劫后余生走出牢笼一样的快乐，一路都想笑，开心的不行。
我不知道的是，当时父母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弟弟没人照看，在外公家过几天，在大叔家过几天，后来实在不行接到城里又过几天，几乎成了野孩子；我不知道的是，因为家里没人照看，那群大白鹅也丢掉了；我也不知道，我住院四十八天总共花了块，其中把黄牛卖了块，院长给了块，爷爷借了块（很快又要走了），亲戚邻居你家50我家凑了一部分（家里都没钱）。缺口还是很大，父亲通过信用社亲戚辗转找到了一家愿意借款块的，但是每月利息是五分。父亲感觉压力很大，拿不定主意，医院，问母亲能不能借。母亲哪管那么多，让马上借。父亲又骑车几十里路把钱借了。可想而知，此后好几年，家里负担都很重，虽然父母努力想办法挣点钱，总是一茬不接一茬，根本续不上。母亲说，他们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块高利贷和亲戚朋友的钱还完，最终连本带息也不知还了多少钱。
回家不久就春节了，黄牛没了，大白鹅也没了，还留下一屁股债。过年时父母手里又是一分钱也没有。但总算命救回来了，父亲去集上赊了5块钱的猪肉（1块1斤），囫囵把年过了。
八、上小学
年我患破伤风那年，我和弟弟刚开始上学。对我们来说，一扇崭新的命运之门即将打开，而对父母而言，却是持续加强的经济危机的开始。
当时上的是半年级。据说能一口气数到五十的直接上一年级，我大概是没有数到。想想当时都七周岁了，智商真是让人着急。所以我的愚笨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周围亲人也都特别清楚。半年级学费三块半，也是借的，好像几乎每次学费都是借来的，因为收入来源极少，而花钱地方又特别多，家里几乎从来没有现钱。但是每次交学费前，父母都把钱给准备好了，从不让我们为难。村里有许多类似或者稍好点的家庭，每次都是老师逼着，孩子哭着闹着好长一段时间，父母才把学费交上。我认为这对孩子上学积极性肯定会产生影响的，那些孩子在初中阶段几乎都辍学了。
关于上学有许多细节。父母说，那时候我是很开心去上学的，弟弟不愿意去，挨了一顿打才哭哭啼啼去上学。半年级没有课桌，是用泥做的台子当课桌。也没有教材，没有课本，民办老师就按照自己思路来教，教教三字经，教教百家姓，好像还让练了半年毛笔字。同村同龄的基本都是属猪属狗的，好像是六七个人，每次下课都要齐齐整整排队回家，要走一两里路。雨天一路泥泞，迈步非常吃力；冬天寒风刺骨，耳朵经常冻坏。但是小伙伴们一路叽叽喳喳奔奔跳跳，都很快活。
父母没有很多文化，因为都是家里老大，父亲说是只上了三年学，母亲就上了几天夜校，几乎不识字，但是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想了很多方法，支持和督促我们的学习，现在回头想想，我这么愚钝的人都能考上，证明了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一是刚才提到的从不拖欠学费。我们小时候几乎从没感受到贫穷的压力。后来才知道，同村好多亲戚邻居都认为我家日子那么艰难，还一直让小孩上学，父母脑子有问题。但我们当时内心是雪亮的，知道父母的辛苦，所以特别听话，特别努力学习。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期末拿着各种奖状回家，让父母开心。后来，奖状贴满了堂屋的整面墙，成了父母很大的荣光。
二是鼓励晨读。父亲从小就让早起，天一亮就让去河堤读书。冬天时候，小河封冻，特别冷，就跑一会，身体暖和一点，抱着书本就在河边边走边朗读。早上脑子特别清醒，我曾经一早上背了五篇小作文。快吃饭时候，父母会过来喊。就这样原始笨拙的方法，提高了学习效率，打了一个不错的学习基础。
三是控制看电视。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都是去邻居家看。对缺乏娱乐活动的农村孩子来说，电视有很强的魔力。印象中的《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上海滩》都特别好看。父母规定，周末晚上才允许看电视，其他晚上都必须老老实实在家里学习，这规矩一直执行的不错，从小让我们养成了节制的习惯。当然也有例外，有特别想看的电视剧时，我就等父母都睡着了（一家人都在一屋睡），我就悄悄叫醒弟弟偷偷溜出去看电视。长大后，母亲曾经笑着说，她都知道，只是装睡着了而已。
四是尽量改善我们的生活。穷有穷的活法，父亲认为菠菜对身体好，经常下面条会放菠菜；每次赶集，父母总要买几个香蕉，苹果回来。那时候的一根香蕉是如此的宝贵和香甜，都是小口小口吃，完了还要把香蕉皮啃干净。冬天没菜的时候，早上也有辣椒油、黄豆酱、鸡蛋蒜，轻松下两个馒头。记得考初中的早上，母亲好像不在家，父亲特意去买了一个羊头（比较便宜），炖的稀烂，收拾了一小盆肉，我们弟兄俩吃的很过瘾。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原因，我记不起来了。父母承担了一切压力，在他们能争取到的条件下，为我们读书营造了一个安静的氛围，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轻轻松松地学习。父母的态度和行为，也成了我们学习的动力，最终促成了我们还算学有小成。
九、妹妹
父母一直想有个小棉袄。就在因我破伤风后重回赤贫以至于赊了五元猪肉过年后，年春天，妹妹从天而降。虽然邻居们大多不理解，也有很多好心的人说，现在日子都那么困难，负担都那么重了，不要再给自己添麻烦。但父母都置若罔闻。
妹妹的到来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快乐，以至于教育方法完全改变。原来对我们兄弟俩基本上算是恩威并重，对妹妹就变成了毫无原则的一味娇惯了，所以妹妹小的时候特别任性，后来上大学后才逐渐收敛。最终倒是形成了敢闯敢干，直率踏实的好性格。那时候家里极其穷，妹妹每天都要吃奶粉，那时候奶粉远没现在这么贵，弟弟的时候黑牛三块半一袋，妹妹的是五块一袋，但一袋袋累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绝对是雪上加霜。三个孩子三张嘴，其中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经常病殃殃的，还背着高息债务，这种经济濒临崩溃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
十、十三队
人生从来福祸相依，谁也不知道何时是拐点。在那两年特别艰难的日子，一个偶然的因素，使父母暂时度过了难关。那时候修永青铁路，要过我们村东地，因为过河还有桥梁，工程人员就在我们村安营扎寨了。村里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都喊他们十三队。
十三队不仅仅让我们有了大电视可以去看，更是给我们家带来了巨大的福利。首先，他们租了我们的房子，一个月有一百元的租金，持续了大概一年；其次，请了母亲给他们做饭，一个月三、四百元，除了我生病耽误，大概干了半年。剩菜剩饭我们也可以随便吃，有了油水，那时候家里人包括父亲都吃胖了一些。还有就是十三队的工人看我们家庭困难，也有意帮我们忙，有个老刘，一直想收养弟弟（弟弟胖乎乎的，比较健康，我就像只瘦猴子），为父母减负，帮的忙更多。比如妹妹办满月的时候，十三队的几乎都给了礼钱，三十、五十的都有，老刘给了一百块，还给我买了身衣服。现在想来，把弟弟送走，弟弟可以在好的家庭过上好的生活，父母还是儿女双全，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法。但父母最终没有答应。十三队离开的时候，让父母去拉了他们拆架子的木头。都是很好的木头，父母请本村木工土牛子做了桌子、板凳，床很多家具；剩余的还被外公拉走做了商店的柜子，因为这事父亲还一直耿耿于怀。这也难怪，当时物资太奇缺了，在富裕的年代，可能永远不能了解没有钱又没有资源的时候，人们对东西的珍视和爱惜。总而言之，十三队的路过，使得父母的经济在紧要的关头免于崩溃，也让三个孩子得以继续成长，读书。非常感激他们。
十一、打药中毒
父亲身体不太好，地里的活基本上以母亲为主。粮食是基本的生活资料，还有棉花、黄豆、玉米，或做被褥，会榨油，或作饲料，都是重要的必需品，所以农活也是不敢马虎。父母也好强，农民种庄稼实际上也在悄悄用劲和比较，收成差了是要被嘲笑的。那时候母亲应该已经在村里砖窑厂干活，父亲不在家，好像是去南方打工了。妹妹三四岁，我正在上小学。趁着中午的时候，母亲去给棉花打农药。盛夏的天气，骄阳如火，剧毒的农药在母亲汗流浃背的时候，大量熏蒸浸入。
晚饭后，因为天气热，家人都在院子里睡，母亲睡在软床上，我们铺了凉席睡地上。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大约晚上十点，有鞋子落在我身上。醒了才看到母亲口吐白沫，在床上艰难痛苦地挣扎，几乎都动弹不得了。她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捡起了鞋子把我扔醒。我慌慌张张去找了大叔，大叔张罗着找了好些人把母亲摁着，送到了陈楼。
母亲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度非常危险。我还记得，医院路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没有妈妈了，那种绝望和迷茫，铺天盖地几乎把我淹没。
母亲最终醒过来了。后来她说，当时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她回娘家，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外婆，但是任凭她怎样敲门，外婆就不开门，还骂母亲说，孩子都还小，任务没完成，不让她进家门。
我不太相信有什么神灵，但是责任和意志，确实有时候能让人起死回生。
十二、打石头
母亲打药中毒的时候，父亲并不在家。我推算了一下，那时候父亲应该是去南方打工了，说是在山上打石头。所谓的南方，具体不详，是源于老家“南蛮子，北侉子”的分类，大概是江浙一带。父亲身体不好，耐不得劳累，主要的打工经历基本上就这一次，前后也就一年多。后面我会详细记录母亲的打工经历，那是一个更加艰苦卓绝、跌宕起伏的历史。
三个孩子的花费很大，家里又没有任何收入，这是父亲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因。父亲走后，家里农活，照看孩子，全都落在母亲身上，除了打药中毒，我还记得一件事情，那是我亲眼看到的。记得是麦收后，母亲用架子车装了满满一车，至少十几袋上千斤，从麦场里往家里拉。我当时十几岁了，农忙的时候，孩子也要帮着干活的，或者在家做饭。母亲在前面拉，我就在后面推，从场里拉到家里，少说也有一里地，一路上就累的不行了。进堂屋的时候，有个坎，母亲就特别加大了力气，我就听到沉闷的撞地声，母亲已经摔晕在地上。原来用力太大，母亲肩上的盼（音，类似于缰绳）绳被拉断了，母亲反应不及，直接摔到地上。
还回头说父亲。打石头应该是很重的活，关于具体情况，我了解到的很少。只记得村里慢慢有许多人都过去打工，有一次那石场老板还来到我们村里，给孩子买了几毛钱一个的雪糕（那时候普遍吃的是几分钱的老冰棍，还不经常能吃到）。父亲打工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像过年一样快活。父亲给我们买了小礼物，还带回了一个竹编的安全帽。
父亲回来后，母亲也去石场干了一年，这是母亲第一次外出打工。那时候打工挣不了什么钱，基本上也只能维持家用。
后来村子里人带人过去，良莠不齐，有人耍坏，把石场的机器弄坏了，石场就不再让干了。
十三、读初中
邻居说的没错，上学确实耽误干活。我和弟弟读的都是黄口二中（赵楼中学），大概记得初一的时候，有三个班，每班有九十多个人；初二就合成了两个班，每班就剩了七十多人；到三年级，快高考的时候，总共就剩下百十人了。那时候流行打工挣钱，上学反而成了不务正业，同学一个个对打工心存向往，而且出去打工半年，发型也时髦了，衣服也更新了，手头也大方了。感谢父母一直以来的坚持，我们兄弟从来没有打工的念头，能一门心思、理直气壮地继续读书。
当然，初中的条件也是很差的，从吃穿住行用，分开来说。
吃，初一的时候，特别想吃食堂的油炸馍，实际上也就是用卖剩下的馒头裹一层面用油炸一下，好像卖到三毛，顶一份菜钱，每次买都很犹豫。后来我住到朱老师办公室时，合计了一下，自己做饭更省钱，就支了煤球炉，自己做饭。所谓做饭，也就是熬米汤，馏上从家带的馒头，蘸着从家带的黄豆酱，不花一分钱。每周末回家，再补充下一周的馒头及黄豆酱。
穿，初中有一张照片，在宿舍边上的，我们都穿着黄军装上衣（好像一直穿不坏），黄球鞋或母亲做的泡沫底的布鞋。
住，初中比较远，还要过浍河，所以就开始住校了，每周回家一次。宿舍窗户没有玻璃，冬天就用砖和泥垒上，床是从家里拉来的大床，我和弟弟睡一张床，被褥当然也是自带。有时候夜里非常冷，早上根本不想出被窝。
为方便我们兄弟往返学校，父母一次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一辆永久还是凤凰牌的新自行车，我们高兴坏了，还特意把车停在了老师住宿区，结果回家时发现车子不见了。兄弟俩疯狂地在校园里及周边村子找，也没找到。想到父母的辛苦，也怕父母责怪，我们不敢回家了。后来弟弟饿的受不了，横了一条心，反正是挨打，也要回家。父母倒是没怎么责怪，但也无力再买新车子了，从此我们骑的自行车就只能是是修车铺的旧车子了。以前形容车子破旧，有种说法是“除了铃铛不响，啥都响”。我们的车子更破，啥都不响，因为既没有铃铛，也没有脚蹬，挡泥板等一切多余的部分，轮胎经常是磨平了的，有时候连刹车都没有，只能脚刹。倒是没人偷了，但是经常坏，比如链子断了，比如没气了。久病成医，后来我连补胎都学会了。
用，学习非必需品基本都有。
十四、干砖机
这些年来，父母主要的挣钱门道主要有三种，一是在村里窑场干砖机，二是外出打工，三是在家里养猪。
一直纠结怎么把父母的三大收入来源梳理清楚。这三项收入方式，持续的时间都很长，而且互相交叉，几乎贯穿了我们读书的全阶段。只能说，虽然我们一直读书，费用越来越高，但父母从未放弃过努力，一直以超常的毅力努力寻找机会，拼命维持七零八落的经济状况。从不顾惜身体，从不考虑自己，从不叫苦叫累，一直负重前行。
先从干砖机开始吧。读小学那会，政府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于是浍河两岸很快建了一些轮窑场，烧红砖，取代了传统的自烧窑模式。我们村春秋叔在东地也建了个砖场，在当时吸纳了不少村里的劳动力去干砖机。当然，干砖机是个笼统说法，涉及到几个主要的工作，一是合架，就是把晒干的砖坯拉到砖窑附近集中垒起来备烧，这个母亲干了一年多，有时候我们也去凑热闹，帮着递递砖。合架用的瓦上大多粘着报纸，等妈妈下班的时候，就看“瓦报纸”，学了不少对联。再有就是进窑，这个更累，就是把砖坯拉进窑里。记得总共进窑的有六七个人，一架子车有一百五十块砖坯，七八百斤，还要上坡，全靠人力（后两年改用拖拉机牵引了，每车二百块），要保证进度，趟赶趟，一天一个人要拉二十多车（也就是最少三千块，一万五千斤），很难休息片刻。我高中时去干过半天，没跑几趟，就累得喘不过气来，头也晕，还差点伤着手。这个母亲干了四年多。按照每年三百天工作计算，一年就是九十万块砖坯，四百五十万斤，而母亲因此每年大概会有0多元收入。最后是转机，简单地说，就是把泥变成砖坯的人机作业，这个节奏更快，活更重，一般是壮劳力才能胜任。记得父亲干过一阵，胳膊受伤了，中间母亲也干过一些天。砖机是阶段性的活，而且父母确实也吃不消，后来才没再尝试。
在至少四五年的时间里，砖窑成了家里最主要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我们上学，吃穿用度，甚至当年因为借的一屁股债的陆陆续续归还，有相当部分都来源于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活确实严重超出了父母的身体承受能力，现在母亲四块腰椎弯曲，浑身疼痛，医生说一是和年轻时干重力活有关，二是中年时候的持续强力劳动又加剧了脊椎弯曲。这里的强力劳动，肯定包括干砖机这部分。
后来砖窑效益越来越差，政府又整治，陆续也都关闭了，这一个生计也算没了着落。
十五、养猪
另外一个持续更长时间的生计是养猪。父母养猪持续了十几年，干砖机的时候基本上同时都在养猪了，中间也交叉了多次短时间的外出打工，直到弟弟结婚才算打住。原来是在院子东侧垒了一个猪圈，后来在西侧又垒了一个。年前后因父亲病重小同事岳斌送我回家，我们两个合力才把这两个闲置了几年的猪圈拆掉。
听母亲讲，最初家里是买别人的猪娃喂养，一般要养六个多月才能卖掉；后来自己也喂了一头老母猪，前前后后下了八九窝，有一窝几头的，也有十来头的，这个需要养十个月左右才能出栏。
喂猪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因为我家不靠近河沟，尤其是夏天，猪粪猪尿每天都要往外挑，不然院子里就会臭气熏天；猪又特别能吃，每天拌料喂猪都是用大桶。父母也没有市场信息和技术指导，基本上凭感觉随大流，碰到市场好的时候出栏，每头能挣二三百，一窝能挣二三千；碰到猪价下降，基本挣不了什么钱，如果有猪病死，还会赔钱。自家地里种的大豆榨油后的豆饼和玉米面，还有麦麸，成了喂猪主要的饲料，不够还可以赊一些。在我的理解里，养猪那么些年挣的一点钱，实际上是辛苦劳动加农产品变现，本身没有什么利润而言。但就是这些现钱，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问题。
十六、打工
父母的第三项重要收入就是外出打工。前面已经提到，最初是父亲去南方采石场干了一年多，父亲回来后，母亲接着去干了一年。此后，父亲身体不好，外出打工，主要以母亲为主。现在想想，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为了家庭，一次次远赴他乡，需要承受多少艰辛，将会经历多少危险。
我大致理一下母亲的打工经历。
去南京。那时候我还比较小，去干什么也记不清了，大概是种大棚。但那时母亲身体患病了，经常头晕，有一次在工作中就晕倒了。老板怕出事，就让回家了。结果母亲又病又累又不识字，一下子坐过站了，在阜阳迷迷糊糊下了车。当时母亲也没挣到钱，大概是身无分文。还好碰到一好心姑娘，给看了病，还帮着买了回家车票。
去威海。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去威海是邻村的人带过去的，说是去种海带，其实很不靠谱。不仅活很累很重，而且只管住，几乎没工钱，还不让走，类似黑工（同村的邻居干了半年，就发了四百元）。同去几十个人，陆陆续续都偷跑回来了。母亲和同村的一个妇女一起逃出来，身上的钱坐车又被偷了，做了一段就被赶下了车。母亲也不知道下车的是什么地方，但从那开始，回家的路基本都靠脚步来丈量了，那是一次危机重重的长征。因为同村的是平足，没走两天脚上就开始起水泡，疼的一路哭。白天两人着急赶路，饿了就要些饭吃。晚上就在路边或山坡上，扯些草垫垫，和衣而卧。一天晚上，同村的哭的实在厉害，两人正好路过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太太住，于是搭话希望能借宿一晚。老太太怕不安全，不敢留人。恰好她有个邻居说是河南的（好像犯事逃过去的），过来一听口音是老乡，很是热情，借了一大瓢面，摊了一大摞饼，够吃十来天的；还安排在家住了一晚，临走还给带了一小罐辣椒和一小罐咸菜。吃的解决了，喝水就比较麻烦，没有瓶子，只能到哪喝哪，有泉水喝泉水，有压井喝压井水。后来又走了几天，母亲边走边问，一个县一个县地往永城靠近。邻村的脚上水泡慢慢变成了血泡，边走边哭，走走停停，最后实在走不动了。还碰到一个歹人，幸亏两人警惕，才一路逃了出来。
这应该是她们步行的第九天或十天了，离永城已经比较靠近。同村的实在走不动了，母亲估计也害怕再碰到坏人，看到一个军区模样的地方（后来我落实了一下，应该是徐州），有军人在站岗，就上前求助，借电话用，可是没能打通。当兵的人很好，给了些馍菜吃，还给了几瓶水。当兵的说他们厨师原来是河南的，本来想再问问情况，可是一打听，人已经不在了。这时候天都快黑了，一对干部模样逛街的夫妇走过来问明情况后，就问母亲现在去哪里，母亲考虑到淮北濉溪比较近一些，姑姑在那里，就说去淮北。那对夫妇二话没说，就给了两个人去淮北的车票钱，还拦了辆出租车，提前把钱付了，让抓紧去车站。当母亲她们赶到车站的时候，最后一班客车正出站，出租车司机把客车截住，把她们送上了长途客车。听母亲讲，到淮北后，母亲又拦了一辆车，让送到濉溪。到濉溪都晚上九点了，母亲让司机和同村的在车上等，母亲去姑姑家（姑姑不在，借了邻居的）拿了二十块，回来交了车费。母亲她们俩在姑姑家调整了几天，主要是治疗同村的脚。那时候大饼还没有吃完，还带着，姑父很生气地把大饼扔了。母亲回家时，半村的人都到我家门口问情况，都很佩服我母亲，说是识字的也做不到。母亲后来说，那次算是受了大罪了，还好就像是有神仙领路一样，竟然走回来了。
去上海。三姨和小姨家都在上海一个汽修厂干过活，我也去过一次，就在虹桥附近。那时候在我们眼中，能在上海汽修厂干活就是城里人，收入也高，还有工装。弟弟毕业后，假期有一段也去了上海汽修厂，不过没干几天。母亲至少去过上海两次，应该是三姨介绍的活。说是去世贸（音）装卸货，布匹，木头，什么货都有，来什么干什么。第一次过去干了两个月，第二次就四十多天。收入还可以，三五天干一次活，一次能挣三百二百的，但是活靠不住，等活比较着急。
去岳集。这是离家比较近的工作，有几十里路，在学校食堂做饭，每周可以骑车回来一次，总共做了几个月，工资不清楚，也不会高了。
去海边。母亲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反正是在海边养虾。这时候我应该已经上班了，年左右。母亲知道我反对她出去，也没告诉我。她多次提过，说这次打工是最享福的。刚开始一天捞虾无数，海水又冷，活又重，两天下来村里同去的人都快跑完了，就母亲还有几个人留下。三天后，其实都没活干了，照样发工资。母亲吃了饭，没事就出去溜达，完了回来吃饭。总共25天，干了三天活，挣了2块钱，走时还报销车票，每人还发了两箱葡萄。也许对一个正式的工人来讲，报销路费，发点福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母亲漫长的打工经历而言，这些已经足够奢侈，足够感激。
去绍兴。这应该是年前后的事，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出去打工。也是没告诉我，偷偷跑去的。说是一家泡沫厂，村里也有人在那干活。中间我打电话，发现她又出去了，很生气，就把她骗来郑州。这次总共干了40多天，结了一千块钱。
十七、上高中（师范）
年的夏天特别难过。
那一年，我提前招生考到永城一高，弟弟考到栾湖师范，都还不错。金榜题名，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巨额的学费，在我当年破伤风事件后，泰山压顶一般，再次将单薄的家庭经济送入深渊。
先计算下那年夏天所需要的费用。那时候师范还包分配（结果弟弟毕业时恰恰不分配了，没赶上），所以很牛气，三年的学杂费要一次收取总计元；我本来是提前中招人之一，学费本来就元，但那一年恰恰学校建房子，每人要交建校费0元，加上元军训服装费，总计元。我们兄弟俩费用相加，是可怕的元，这还不包括生活费。这真是个天文数字。
我还记得那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我和弟弟呆坐在过底，父母在堂屋商量。我不太清楚父母面对这样的巨额花费，有没有犹豫，有没有退缩，有没有想到放弃。如果没有，我不太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们做出继续供我们读书的决定。父母当时估计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借钱，借够钱，让孩子上学。后来问起来，这些钱怎么借的时候，大概是当时求人太多，有些钱还是倒来倒去，母亲竟然回忆不清楚了。问了几次，又结合高中日记，大概统计了以下几个出处：大姨元（有0是为了还城里借的借款再借的），城里贷款元（2分月息），毛娃舅元，大叔元，老爷元，姑姑元，正起元，华斌元，春生元，老鳖元……
这个夏天的痛苦经历至少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是我们兄弟都特别刻苦学习。我本来脑子就不够用，高中课程就尤其吃力，特别是还想考个好的名次。高三时下了晚自习，还去姨奶家住，争取再多学一会。因为一直缺觉，上课容易犯困，我就备了清凉油提神。后来清凉油不行了，就备些干辣椒，困了就吃一个，立刻辣的满头冒汗，再后来好像辣椒也不起作用了。再有一个就是特别节俭，虽然有几十里路，弟弟的路更远，为了省车费，我们兄弟上学还是骑自行车，无论春夏秋冬，倒是也不嫌累。骑车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方便，特别想家的时候，我就在下了晚自习后，大约9点半开始骑车回家，路远天黑，到家一般都12点多了，母亲往往一顿责骂。学校日常消费也是自主严格控制，有一次我五六十块钱在学校撑了快一个月，被母亲知道了，哭着骂了我一顿，还说再这样下去，身体垮掉了，我也不用再上学了。记得餐厅有时候会供应把子肉（好像就是东坡肉），一小块，五毛钱，很好吃。但是不舍得，有时候下了很大决心才会吃一块，当然那顿就不要菜了，夹馒头吃。总共高中三年吃了有两三块。
高中是个挺痛苦的过程，要和全县范围内的学生比智商，我的那点根本就不够用，尤其是数学，地理，物理，任由我头悬梁锥刺股，也很难出类拔萃。还好文科一直比较优秀，整体勉强说的过去，不然真是特别愧对父母的辛劳。
这过程中，家里的状况、父母的努力、我的经常感冒的羸弱身体以及负荷过重的灰色情绪，有许多细节我都完全忘掉了。还好高中三年陆陆续续写有一本日记，断断续续有一手的记录。我怕日记本坏掉了，摘抄了一些，不加改动，附在后面。
十八、母亲的病
母亲和父亲浑身的病，是这个不断努力的家庭的背景和代价。
由于幼时亏欠，加上一直高强度劳作，母亲身体不太好。只是由于父亲身体更差，好像母亲身体如铁打的一般。去南京打工那次母亲病倒了，还很严重，具体什么病都不清楚。
记忆最深刻的母亲的一次病，是在我大一的时候，母亲卵巢长了瘤子。等拖了很久，母亲自己都能摸到肿块，瘦到不到八十斤的时候，她才同意去治。一是心疼花钱，再有就是怕是恶性的。治疗的时候已经是深冬了。为了省钱，母亲通过大叔及张杰医生找了个接私活的医生在家里做手术（穷人的命，卑微到泥土里）。医生的家就在永城一高旁边的二楼，我站在楼上能看到校园。我记得清清楚楚，做手术的房间就一张病床，旁边生了一个煤球炉取暖。做手术的时候，因为大量失血，需要保温，就在床周围放了一圈装了热水的盐水瓶。做手术的时候，因为麻药效果不好，母亲又疼又冷，几乎所有的盐水瓶都晃落在地上。子宫全切后，医生拿给我看，子宫里竟然有三个巨大的囊肿，足有七八斤重。不幸中的万幸，没有恶性肿瘤，母亲的命算是保住了。
现在母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颈椎病，胸椎弯曲及腰椎弯曲。拍片后会看到脊椎可怕的弯曲和变形。这些年来母亲一直紧绷着，拼命干活，照顾父亲，顾不上自己，疼痛都忍着。这一年来稍微清闲，各种毛病集中爆发。胸椎、腰椎变形导致周边肌肉神经挤压，疼痛难忍，一度每晚睡前需要吃止疼药才能睡着；脊椎的挤压还造成手脚麻木；长期熬夜陪护父亲造成失眠非常严重，视力下降厉害。最关键的是这些病没法做手术根除，几乎所有的建议都是保守治疗。几年前每次回家都给母亲带各种膏药和口服药，慢慢的不起任何作用了；这两年又让母亲来郑州做了中医推拿，还去知名医院去治疗了一段，因为老家还有爷爷需要照顾，母亲又心疼钱，未能完成疗程，效果也不太好。
十九、父亲的病
父亲的病时间跨度比较大。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咳嗽，气喘。有一次感冒了，特别严重，去住院，医生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关于父亲的病因，有几种说法。有说是因为奶奶不太会看孩子，热的时候不及时给脱衣服，冷的时候不及时给穿衣服，热着或凉住了；还有说是因为父亲年轻时候酒量不行，又爱喝，跟着红白喜事，经常喝多。有时喝多了在回家的路上倒地就睡，受凉了；还有说是在土产公司事故中肺部受了伤，父亲年轻时候又爱抽烟，把肺抽坏了。最后几年，堂兄们一起都帮着看紧父亲，不让抽烟。
年前后，父亲的病情越来越恶化，犯病频次越来越频繁。先是每年要住一次院，后来肺部感染面积越来越大，出现了纤维化，每年要住院两次，持续时间也从十几天变成一个月左右。按照医生的说法，正常人的肺就像一个干净的房间，而父亲的肺就像一个垃圾箱，容易招惹细菌。只要一感冒，就容易感染，而且肺部的纤维化面积越来越大，呼吸越来越困难。记得年的时候，父亲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输液了，不太严重的时候就在家里输液。我和弟弟去买了氧气罐，弟弟和母亲定期去氧气站加气，供父亲补充氧气。再后来，我把父亲接到郑州，先后在医院给父亲治疗，情况越来越不好，不生病的时间越来越短。那时候我工作刚步入正轨，但生活一塌糊涂，正是父亲一次次病危，才是我最终安定下来，顺利结了婚，如今也已经有了自己一家子人，父亲生前还有机会见到并且抱了我的大儿子堂堂。
最后两三年，父亲不是在家输液，就是被母亲医院输液的路上。一度还误诊为肺结核。中间家里想了很多办法，有人说中医治这个病比较有效，我们就在县里最有名的中药店买了很多副药，天天熬了喝。开始还有作用，后来就有反作用了。医院那次，我和弟弟都忙，基本都是母亲和为此辞职的妹妹照顾。看着特别严重，我给父亲买了呼吸机，回家就一直用着，开始效果还可以，后来就作用不大了。年怕冬天太冷，我找人把堂屋隔成了三间，做了吊顶，买了暖炉。到了最后，乡医院不再给治疗，拍担风险；又去了医院，也是不肯接收，母亲又找了熟人，才安排进去。年，医院说父亲已经演化为肺癌晚期，时日不多，让住急救病房。我不信，我相信父亲还能像以前每次一样，治疗一段时间又可以回家。但父亲几乎是半昏迷半清醒状态，每天都要塞止疼药，吃东西也越来越少，最后只能喝一点小米汤。那时候母亲已经几近崩溃，我还心存侥幸，关于肺癌的事情，都不让告诉父亲。当时父亲已经无法转院，我还是期望能有奇迹，不是肺癌。于是特别希望再做一次CT，医院的专家看看。结果氧气袋根本无法满足父亲的呼吸，父亲立即就进了急救病房。一周以后，父亲已经不行了，医院带呼吸机的车，按照父亲的意愿，我们决定带父亲回家。到家后约20分钟，父亲应该知道是回到了自己和母亲亲手做砖坯烧窑盖的青瓦房里，长出了一口气，离开了我们。
我现在特别后悔两件事，首先应该把实情告诉父亲，他可以对身后事做个安排，做个嘱托；还有就是假如我不坚持做CT的话，父亲不定还能多活几天。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但我知道，父亲肯定希望我们把母亲照顾好，因为母亲跟着父亲，确实受了很多的苦。没有母亲的照顾，父亲会像村里其他的类似的病人一样，至少少活五年；父亲肯定希望我们帮着照顾好爷爷，他是那么孝顺一个人；父亲肯定希望我们兄妹三人和和睦睦快快活活，都过得好。这些我们一定都要做到。
父亲的离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一直以来，母亲在家里扮演了一个主导者的角色，借钱也好，干活也罢。特别是我们长大后，父亲又生病，父亲几乎成了一个影子，经常被忽略。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往家里打电话，和母亲聊了几句后，母亲压低声音说，你不和你爸说两句，你爸都生气了。后来我都特别留意和父亲也聊两句，但都很简短。
父亲有母亲照顾，几乎什么事都不操心，有时候母亲说他，他还着急。我就开玩笑，父亲是董事长，管大方向；母亲是总经理，具体负责执行。父亲听了，倒是很受用。现在想想，母亲在做事方面给我们影响很大，供养了家庭，保证了正常运转。但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母亲打工的时候，父亲就在家照顾我们。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尽自己所能给孩子买小礼物，逗小孩子玩。有时候父亲喝多了，就会把兜里所有的钱去商店买了糖果给全村的小孩子发，回家母亲吵骂，他就去河堤上吹笛子。父亲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庭氛围，这个氛围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另外，父亲生性乐观大方，爱开玩笑，什么事都不当回事，这点和母亲大不相同。我主要继承了母亲思虑过重的性格，很难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的处事态度，有些坎就轻松过去了。父亲对我们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一直鼓励多交朋友。因为一直比较笨，学习就特别刻苦，几乎就成了书呆子了。父母担心，就一直强制多交朋友。我现在之所以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和相助的贵人，这些都是拜父亲教导所赐。而有了这些朋友，我的工作、生活才慢慢有了起色，人生逐渐改观。
二十、父母的成就
父亲终其一生，母亲劳碌半生，自己本身的收获，就是疾病缠身。说到具体的物质积累，就是一排青瓦房，一排红瓦房，一个小院子，还有就是用十三队送的木头打的几张旧床，一个衣柜，一个菜厨等等物件。
父母把全部精力和收入都投入到我们身上，从未考虑过自己，只希望我们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风险投资，完全不知道结果如何。我记得9年前后，父亲都开始着急了，相比较从小打工的衣着光鲜，高楼小车，我们虽然毕业了，收入还一直很低，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父亲不无怨气地要求我们“抓经济”，当时我还很郁闷，认为自己很努力了啊。现在想想，至9，整整20年啊，一直在读书花钱，不知道何时是个头，换谁能不着急！还好我们兄妹三个都还努力和幸运，我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慢慢上了正轨，终于在，年父亲去世前结了婚，在郑州也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两个孩子。弟弟师范毕业又继续接受教育，也是大学文凭，在县城教书，成绩很好。婚后也是龙凤双全，家庭和美。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后，被父亲从小娇惯的性格也有了很大改变，很懂事，很孝顺，做事也用心，原来在郑州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现在去了深圳一家设计院。我相信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一直在看着我们，也会为我们取得的一点成就而骄傲，也会为我们的幸福而快乐。
年后，我们兄妹三人工作都有了起色，日子已经稍微宽裕。那时候父亲还能四处走动，我和弟弟分别带着父亲去了芒砀山，绿博园，黄河，郑大校园，紫荆山，动物园、陈砦花卉、思念果岭等等地方，也接父母来郑州陆陆续续住了一些天，住住四星级酒店，吃吃燕窝辽参和海鲜。有一次我还带着父母去了我的办公室，让父亲坐在老板椅上，带着我的工牌，还用手机拍了照……这些后来都成了父母的骄傲和炫耀的资本。在这样一个知识无用读书无用的年代，父母用半生之力，供养了三个学生，供出了三户城里人，证明了自己的奋斗价值。
父亲已经无法再享我们任何福。母亲也辛苦半辈子了，还在继续操劳。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改变她老人家持续的紧张状态和太过节俭的价值观念，能安安心心治疗，心安理得享福。这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我们希望母亲长命百岁，百年以后，母亲可以把这后来的事情，一件件讲给父亲听。
只是，无论我们如何奋斗，都赶不上父母的那么努力；无论我们如何孝顺，都无法报答父母恩情的哪怕万一。这是已经注定的事了。
附：高中日记摘录
年9月27日星期日晴
在家乡，人们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有智吃智，有力吃力”，为了挣点钱，只好干砖机。那热火朝天的场面不止一次从我眼前闪过，但我没想到我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是从上午开始干的(清早没去）。队长让拉车，架板装满后，我就拉着飞跑起来。到了大陡坡，我架把由驴向上拉，卸了驴，我又把车拉到垒砖的地方。如此往返，忙得不亦乐乎。等我“技术”熟练了，一上午也过去了。
下午，我才真正尝到了苦的滋味。队长让我装土，我拿起锨，就和另两个大人一起站在砖机旁了。机子响了，我慌忙往砖机斗里装土，回过身来，再装。开始几锨，还没感觉到什么，可是时间一长，我就有点儿吃不消了。手磨得火燎似的疼，肩膀一阵阵地发麻，脸上的汁滑下来，像一条条蚯蚓似的流到嘴边。我真想停下来，跑回家，往床上一躺，那多舒服！可是，现实不允许我逃避。砖机把土挤成长方形的泥块，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斗里的土也迅速地减少。“快，快装”大脑这命令我。于是，我又紧张地干了起来。从9点到午后一点，砖机一刻也没停，而我也就不可能停下来。开始我诅咒这个砖机。希望听见“喀吃”一声，砖机坏了，我赶忙回家。但后来，我脑子里什么也不愿想了，只是两只手机械地来回装土...........
一天的砖机劳动使我懂得了：尽管许多人都活得很轻松，但却有更多的劳动人民，为挣点钱，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春风不度玉门关”，可我们这里根本没什么玉门关，为什么现代化的春风依然还没吹来呢？
年10月18日星期日晴
今天，又忍不住回了家。离家前的饭前，爸爸正儿八经地开了个家庭会议，其主要内容有三条，其一是不要亏了这1万元的债，当然是我俩要好好学习。第二是礼貌待人，尊老爱幼，决不能留下一个“书呆子”形象。最后一条更令我头痛：每人须交三个知心朋友。我一贯不注意交往，不知“友情”为何物。但我心里也认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要求，在友谊气氛中学习，其乐融融，心情舒畅，效果一定好。虽似此三条，但包含了学习处世、生活，意义深远而重大。我愿努力而为之。
年10月27日星期二晴
今天，阶梯教室处有卖录音机者。每台42元，听同学们说，价钱还算便宜，我心里立刻翻腾开了：我英语朗读不好，并且高考时可能考听力，我何不买一台？但我很快又吝惜起这几十元钱来。钱来之不易啊，42元，够我吃两个星期！再加上手头钱也不够，又被罚了5元.........又说了，这东西能光用来听英语吗？如果用它听歌，又太浪费时间了，现在还不是享受的时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才决定不买。说真的，那录音机真漂亮。
年10月29日星期四阴转小雨
真是岂有此理，今天又要交1元钱，说是上回广播操比赛时借的衣服丢了一件，要大伙“集资”。虽刚上这几个星期的高中，不明不白地已交了20多元杂钱，弄得大伙都不高兴。这不由使我想起农村墙上刷的“不准摊派”来——这样乱收穷学生的钱，是不是“摊派”？
年11月1日星期日晴
今天回家，不想竟染了病。下午急匆匆赶到学校，又忙奔到教室，除了大腿因为剧烈地蹬车而疼痛外，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难受。肚子胀得像要破裂开，头脑发热，迷迷糊糊。不大一会儿，心里又升起恶心的感觉，我吓坏了，忙又奔向厕所，刚到，就呕吐起来，吓得解手者惶惶然。毕，心里舒畅了许多，但马上又感到刺骨地寒冷，牙不住地打战，我哆嗦着打了一瓶开水抱在怀里，才稍微能抵得住。然而我愈加难受起来。但正值英语、化学补昨天下午的课，我一句也没听心里去。放学后，我就躺到床上。
年11月2日星期一晴
由于昨天有病，今天早上精神亦不佳，历史、化学作业一字也没写。上午情况转好，我赶忙解决了历史作业。我又想在下午第三节课将化学作业也做好——但却没有完成。放学了，同学们陆续走出了教室，我却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趴在位置上做作业。好大一会，才完成。这时，同学已有吃罢回来的了。我急忙拿着作业本赶到办公室。这时，只有一家卖饭的了，于是便买三个包子吃了。虽如此，但心里却踏实了，开阔了。
年11月29日阴
今天听了要奖钱的事。我考得虽不好，但总会奖些。于是又想起家中还没一台电视，父母劳动一天连电视也看不上。我想聚些再借些，尽可能在新年之前将电视抱回家。给弟弟的作文还没写好，这会也把这件事和弟弟商量一下吧。今天又不行了，该死的化学占了我一个晚自习的时间。
年12月16日晴
下午，父亲到教室找我，我看到父亲似乎喝了不少的酒，千金哥推着车子站在花园旁边。父亲除了问寒问暖外，我还从话间隐约听到已还钱0元，父亲将要到鸡场干活。父亲说这次奖了些钱，弟弟花10元给父亲买了个笛子，他很高兴。课间10分钟太短暂了，一会儿父亲便走了。0元哪里来的？父亲往哪个鸡场干活？周日可能休息，我迫不及待回家的心又了一分沉重。
年12月18日
大约已有一星期了吧，我就感到身体不适，脸发烫，涕流不止，刷牙时不得不抽点时间用嘴喘气，我想“坏了，大概是流感了吧”。体育课上拼命跑，希望出点汗能将病吓跑，却未如愿，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医院。
那医生量了一下体温，天！38℃！又说，我可能是鼻炎。给了我一针，又拿了三小包的药，我忍着痛，忍痛掏出4元钱。养病如养虎啊。身体马虎不得！今天已吃了2副药，希望明天就好吧！
年12月20日雾
在家的日子总觉得十分短暂。熬了四个星期，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又得返校了。父亲出去借钱，昨天很晚了才回来，但还没借够。（城里借的元贷款，因人有急事，来讨，已向黄二姨处又借了0元）。今天中午，我帮父亲将粮食装到袋子里，下午，父亲就将其中的六袋卖了，凑足了钱，准备还债。
我在路上飞快地骑着车，希望尽快返校。过了陈庄，我转向了小路。前方是夹在水中间的小路。我直接下岗就冲过去，这时我才发现车子无闸，停下已来不及了，车子一下子扎进水里，我的一只脚也陷进泥里。我挣扎着出来，半截腿湿淋淋的。几个初中生在铁道上看见了，哈哈大笑起来。我满心懊丧，在水里洗掉鞋上的泥，拖起车子又骑起来。凉气上来了，我的脚和腿几乎麻木。赶到学校，换了布鞋和袜子，将裤腿上的水挤了又挤，到教室又装两本书塞进绒裤内，虽然还冷，毕竟好受多了。无衣服可换了，看来这些水分必须用我37℃的“腿温”去蒸发了。
年12月23日晴
今天又感冒，体温38.8℃，在校医那打了一针，又拿了一大包药，花了3.4元，晚自习时，头不疼了，浑身直想冒汗，有说不出的舒服。
年2月23日小雨
上午，爸爸和弟弟准备将晒在场里的几车粪拉地里去，明儿个抗旱后地就肥了。我执意要去，于是爷仨个就上场干活了。天阴沉沉的像一块厚铅，但庄稼人相信旱天的雨难下，仍在忙着搞旱，拖拉机声震动着整个田野。当第二车粪拉到麦地里时，我看见麦子干得像濒死的病人，叶子黄了，有的甚至干枯了。抬眼望去，田野里就像一条条破布覆盖着，一缕清翠的绿，那是浇过的；一缕混浊的黄，那是缺水的麦苗；还有的一抹浅绿，那是未遮上地的稀拉几棵麦苗。雨，如牛毛般轻轻飘下，挨着脸一点清凉。雨渐渐密集起来，我们心里一半高兴，一半烦愁，更加卖劲地干起来。希望在雨前将粪撒到地里去。雨水和着泥土，涂抹到鞋上、锨上，湿漉漉，滑溜溜，凉冰冰，让我们吃尽了苦头。拉另一车粪时，爸爸让弟弟回家包饺子。我俩冒雨又干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任务，带着一身泥水，挨回家里。爸爸一路上埋怨着：“那么多干天，这些粪都没拉地里去，不打算，多麻烦！”
年2月27日晴
今年虽然弟兄俩上学，借了1万多元，可是今年我和弟弟仍添了一件棉袄，一双球鞋，爸爸还给买了两双皮鞋——但是我发现许多同学跟我父母一样并未添一件新衣裳。爸爸不想让孩子丢脸，但我认为这没有必要，穿上皮鞋反而觉得别扭，东西已买来了，没有办法了。我下决心劝父母以后不要再添衣裳了，一件也不要，沉重的学费已够受的了，何况你们穿的都是旧脱衣服。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只希望日后工作，赚了钱给父母买身新衣服，报答养育之恩。
年3月9日星期二阴
晚上，班主任拿着一叠钱走进教室，说是发奖学金。我得了50元。但有些同学竟奖了元、70元，差距还是很大。我决不能自满，必须奋起直追。今后学习目标是：“文科更进一步、理科下大工夫”，语文、历史等科必须更进一步，争取取得前10名。
理科只有多练了，特别要知难而进，使数物化提上去，当然，这需要很多时间。以后学习必须有钉子精神，大段时间不放过，小段时间善利用。争取下次考试奖金达到元。
年3月29日星期一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五个星期，我十分思念家，和父母思念我一样，但我不希望因为这使父母担心，更不希望他们风尘仆仆地来找我——虽然钱不够了，我这不正想向姨家去借么？
当我准备穿过如潮的买饭的人群时，一位同学叫住了我：“你父母来了，在寝室门口等着你呢！”我心里一热，急忙拐弯向回跑，远远地望见父母推着辆车子，正站在路旁焦急地找着自己的儿子，我忙跑过去，父母放心了，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了。
妈妈又塞给我些钱，让我这星期六无论如何也得回家。之后就说：“你爸这就要出去了——就明个，想来看看你。”我这才注意到爸爸今天穿上了那身比较整齐的衣服，眼睛充满了无穷的爱意及离愁，脸上满是生活的艰辛痕迹。妈看我愣着，说：“赶快去买饭吧，我和你爸去你哥哥家吃饭。”我鼻子一酸，扭头回寝室拿饭缸，等出来，父母身影已消失在人群中。我心里空荡荡的，缓缓地去买饭。突然又听见母亲在叫我，不会是做梦吧？我抬头一看，母亲正招手呢！我跑过去，母亲又塞给我几块钱，爸爸又说了一句：“好好吃。”“爸爸，干活小心，注意身体。”我喉咙发干。爸爸嗯了一声，“吃饭去吧！”又仔细地望了我一眼，终于走了，远了...........
可怜可爱的爸爸！四五十岁的人了，为了不争气的儿子，还得去打工，去承受远离家乡之苦，繁重劳动之累！我现在无言，只希望父亲一路平安！
年4月3日星期六
五星期终于熬到头了，今天终于得以回家。刚踏进家门，就发现风尘仆仆的父亲正在洗脸，一问才知道，爸爸去南乡未找到活干，只得返回，刚刚到家不大会儿，弟弟也回来了，一家人很难得地团聚在一起。但妈妈心疼父亲这一趟来回抛在路上的二百元路费，一个劲儿地数落父亲，父亲低声下气地为自己辩护。最后，终于决定了父亲干砖机，妈妈的气也消了许多，只是我和弟弟默默无言，耷拉着脑袋。
戈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