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目前仍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为世界科学的多元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原创的、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代表。只有积极探索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创新,才会有利于国家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才可能解决13亿中国人的健康问题。”[1]
一、临床实践是生命线
“中医近百多年来受尽了歧视与摧残,却仍然得到人民的信赖,并在科技发达国家引起“中医热”。为什么?其一因为中医有一套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体系;其二因为中医药能为人民解除疾苦。
解放后,由于中医学院的建立,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已有一定的发展。由于过去卫生行政领导部门贯彻中医政策不力,医院数目屈指可数,设备简陋,甚或只有门诊而没有病床,那少得可怜的床位住的又是慢性病,或治疗上亦多中药加西药,因而临床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严格地说,水平在下降。
解放以前中医治疗急危重证,多以“家庭病床”形式诊治,医院大量建立,医院则甚少,中医只能守住门诊阵地,而失去了住院这个重要的阵地,故临床水率在下降是不奇怪的。如果我们不呕心沥血地把目前仍然有限的病床用在不断提高中医之诊疗水平,发扬中医之特色,则中医之前途不容乐观。如果不能用中医中药方法保护人民健康,中医中药便没有存在之必要了。
如果我们不下决心千方百计提高中医临床水平,我们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的,当今不是有个别中医对于中医本身能否发展己经失去信心了吗?!
所谓中医之特色,并不是三个指头加一个枕头。医院都逐步用新设备武装起来,逐步做到双重诊断,在中医理沦指导下,尽量运用中医中药的各种治疗方法去处理病人,提高疗效。我相信,中青年一代中医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提高临床水平,有几条:1.把老一辈的学术经验继承下来;2.向文献发掘多3.向有一技之长者学习;4.加强临床锻炼。四者之中,文献是个宝库,有取之不尽的宝;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在时间上有紧迫感,稍纵则逝,而加强临床锻炼则是最根本的。
中医学院教师有临床课与基础课之分,除了临床课教师必须提高临床水平之外,我认为基础课教师也不能脱离临床。中医学之发展,过去不是依靠实验室,而是依靠临床总结,从不断总结中再上升为理论,所以许多理论不通过临床就无法理解。当然,基础课老师搞临床与临床课教师的要求应有所区别,但应拨出一定的时间到月诊及病房中去实践,亦可带着理论间题到临床中去探索。至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亦应发展到实验室中去,并且要在实验研究中也搞出中医之特色来。理论研究与医疗顶防实践相结合姑一个正确的方向。”[2]
（一）四大经典是根
“中医药学是世界上唯一从古到今没有中断过的一门科学。几千年来一直在不断发展中，虽然近百年来受到打击与摧残，却仍矗立于21世纪医学之林，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因为其根正、其枝繁、其叶茂之故。
中医的“根”在哪里？在四大经典。以前四大经典是《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解放后中医界公认的四大经典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与温病学说。
《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源头，必须下一番功夫，其中《灵枢》还是针灸医家必须精读之书。我校已故名医韩绍康教授，是针灸专家，解放前私人开诊，当收入到一定数量便闭门读书数月，读什么书，读《灵枢》。其弟子得其心法，多能行针下凉、针下热的手法，即“烧山火”“透天凉”。个别弟子学习他，常读《灵枢》已成习惯。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乃张仲景用“医经家”的理论整理“经方家”的经验而奠定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巨著，至今仍能指导临床实践医学研究。非手术治疗急腹症的研究多用仲景之理论与方法。如治肠梗阻用大承气汤，治急性胰腺炎用大柴胡汤，治麻痹性肠梗阻用大建中汤等等。西学中专家吴咸中先生对承气汤类药之研究达数10年。近代名医曹颖甫一生致力于仲景之学，屡起沉疴。我读了他的《经方实验录》才开始敢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急性阑尾炎。但《伤寒论》《金匮要略》最可贵之处在于张仲景交给我们以临床思维的金钥匙。就是说我们面对全新的疾病可以运用仲景的辩证思想、理法方药，可以找到出路，找到攻而克之的成功之路。例如我用桃核承气汤加减灌肠，加安宫牛黄丸点舌，以治疗脑挫伤、脑出血昏迷不醒已3天的患者，治愈后无后遗症。张仲景的辩证思维，就是医学与辩证法的结晶，“八纲”来源于张仲景之书，没有六经辨证，不会有温病的三焦辨证及卫气营血辨证的衍生。没有脏腑经络先后病的指导，也就没有后世脏腑辨证及其他辨证论治理论及方法的派生。那些没有体会的人，根据西医日新月异之模式，认为都21世纪了，还拿年前的一本书作教材太落后了。他们是不能理解美国西点军校在20世纪除掌握原子弹导弹之外，还要学习《孙子兵法》。年3月24日《参考消息》引述了日本《朝日新闻》3月23日报导：“震慑”行动参考了《孙子兵法》(记者石合力、梅原季哉发自华盛顿)。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略思想是学孙子兵法。”[3]
“温病学说虽然成熟于晚清，因其自成理论体系，疗效显著，故列为经典著作之一。自抗生素发明之后，有些中医对治疗发热性疾病失去信心，每遇发热患者，不从《伤寒论》和温病学说去辨证，首选抗生素，世人便以为中医治不了高热，是慢郎中！现实是因滥用抗生素，病菌产生抗药性日渐明显，估计将来对付凶险而又耐药的致病菌，非中医药治之不可。年青的中医同仁，当你的儿女高热40℃时，你能用中医药治愈之，你的中医水平便合格了。按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结合之规则办也很不错。路是走出来的，问题是愿不愿意走耳。”[3]
“中医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体系之所在,越研究越发现其理论价值,从而可以创造新的理论。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方法与吸收西方现代科学之方法同时加以发扬,应是我们的宗旨。”[4]
（二）各家学说是本
“中医的“枝”在哪里？在仲景以后的各家学说。每个朝代，都有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是中医学的宝藏。有人不从这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学术中去窥测中医学，而欲以现在一部分中医的治疗水平，作为代表中医药学术水平的标准，错了！唐宋各大家及金元四大家的成就，显示中医药学在高速发展，明清时期对传染性、流行性、发热性疾病之研究，可谓世界无匹。20世纪40年代之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最高水平在中医而不在西医。直至现在，病毒性疾病的疗效，中医仍处于领先地位。21世纪的瘟疫——非典型肺炎(SARS)，若以中医学温病学说治之则活矣，若滥用抗生素等药则危矣。据报道广州之“非典”病人死亡率最低，广州中医院例非典患者统计发现，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平均退热时间为(6.14±3.64)天，平均住院天数为(19.04±8.76)天，曾到广东考察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是“他所了解的最短退热时间和住院天数记录”。加拿大SARS患者例数不是很多，而死亡率则最高，因无中医药参与治疗也。香港医界西医占绝对统治地位，也邀请广州中医院两位专家去会诊，因初见成效而邀其多留数月继续为患者用中医药救治。”[3]
“历代医家学说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大宝藏。”[5]
（三）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
“解放后,党中央制定了中医政策,使已处于奄奄一息的中医学复苏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学并未达到党和人民所要求的那样发展壮大,中医事业三十年来有发展,有成绩,但不够理想,并隐伏着危机。例如,由于多种原因,造成有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不能治急症的错觉,中医急诊术也日趋衰退。这一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特此呼吁。”[6]
“应该看到中医治疗急症的宝贵经验其未知数,比之已知数,不知大多少倍;因为中医几千年来的成就,一直未经系统而全面的整理之故。若从继承与发扬论中医,则目前最急迫者乃是继承问题,当然继承与发扬是辩证关系,光有继承,没有发扬,中医之生命即将停止,但没有继承只追求发扬,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令这一伟大宝库埋没下去,则是我们这代人(特别是搞中医工作的人)的罪过,将受到子孙后代的唾骂与指责。”[6]
（四）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
“我们对待病人，就应该要兢兢业业地把他看成是我的服务对象，同时他是我的老师。我用了这个方，他告诉我有什么效果，因此就进入我的智库了。所以医学的创造，应该说是医生与病人共同的创造，我们的成功一半是病人给的。另外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作为一名医生，我们应该敬畏生命、善待生命、关爱病人、尊重病人。所以仁心仁术是对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和必备的素养。没有这个素养，请你别当医生。
医学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大学问，正如孙思邈所说：“医学乃至真至微之事”，不能以“至粗至浅之思”而草率从事，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以人为本、以德为本。《内经》讲“上医医国”，希望大家要真正成为一个上医。今天的上医：识天人之关系，维护人民之健康，节省医药资源，创新发展之能者。
我们从事中医药学术研究，必需怀有对生命的价值关怀，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意义的激情。医院校的医学生，还肩负着传承中医药文化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医药发展，首先要继承。
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境界。“仁者爱人”，作为医生，对病人应有爱心，是为“仁心”。中医另一格言：“恫瘝在抱”，就是说把病人的病痛看作是医生自己的病痛。医生要施行“仁术”，这是对医生十分严肃的要求。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有的治疗手段，会落下终身遗憾的副作用。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术治疗”治好。用“仁术”来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西方医学的模式从生物医学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是一个进步，但仍然不全面，还没有把人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中医与西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医着重治病，中医着重治病人。中医学是把人放在首位，根据宏观理论把人放在天地人群之间进行观察、诊断与治疗的。中医学的模式是“天人相应”观，简称“人天观”。中医诊治疾病，不单单在追求“病”上，而是按“时、地、人”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辨证论治与预防的。”[年12月12日，“医学大家校园行”巡讲报告会，邓老报告“仁心仁术——‘弘扬医德医风，大家在行动’”]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仁者爱人”，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用“仁术”来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仁术”是未来医学的灵魂。[7]
（五）上工治未病医之战略
“中医有句格言——“上工治未病”。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它包括未病先防，已病早治，重点在于防病。西方医学也很重视预防，讲卫生。两者比较西医是消极的，中医是较为积极的。西医的预防讲外部的防御，如绝对无菌、消毒，而中医比较重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发挥人的抵抗作用。中医养生学，有几千年的积淀，内容十分丰富。未来医学必将把养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富如美国也支持不了日益增长的天文数字般的医疗开支。一个高血压病人必须天天服药，药物有副作用，便要不断更换新药，新药新价格，价格越来越高，这才符合生财之道。中医的养生术、导引术既能防病又能治病。
根据现代的生产力，在合理的制度下，一个成年人每周工作5天，每年工作8个月，大概已足够了。一年分两段，半年工作4个月，两个月是养生、娱乐、体育、美术及其它自己喜爱的，毫无忧虑与压力地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人的健康与寿命一定会更美好。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仍要靠中医的养生理论去教育那些纵欲无度的亚健康者。
二十一世纪前半叶，我的希望：人类将摆脱化学药品的副作用，摆脱创伤性的检查，以及治疗技术带来的痛苦与后遗症。医学要讲人道主义，要达到仁心仁术的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实行上工治未病，医学将以养生保健为中心，使人人生活过得更加愉快、舒心还有潇洒。”[7]
二、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
“新技术革命属于“未来学”的范畴，中医学属于传统医学，未来中医学的命运将如何？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医和新技术并不矛盾，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
（一）对中医的挑战
中医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可以有两种结局：一是被淘汰，一是飞跃发展。新技术革命对于中医无例外地既是挑战又给予了机遇。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医将会飞跃发展，而不会被淘汰。中医学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如果我们不争气，丢掉了，日本人或美国人也会将她捧起来。
对中医的发展前途有多种说法：现在又有人强调只有中西医结合才能发展，中医独立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认为应按中医原有的路子发展；有人认为应在继承的基础上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才能飞跃的发展。
过去所提的“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是个极左的口号，它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问题并不出在中西医结合本身，而“左”在“唯一的道路”。所以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哲学讲习会上，经过激烈的讨论，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方针。这个方针已为卫生部有关文件所肯定，已经中央批准。三支力量的提法是符合辩证法的。不可想象有几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医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临近消亡，而不能独立发展。
80年代中医学如果仍然停步不前，固步自封，当然与历史发展相违背，只有死路一条。至于发展的路子则可以百花齐放。中医可以独立发展，可以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发展；中西医结合从两个学术体系的结合中发展；西医沿着西医的道路发展。三支力量都得到发展，我国的卫生事业就会突飞猛进。三支力量都要发展的方针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医学辩证法讨论会上提出的。新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科学，中医学更是如此。就是说在运用新技术以发展中医学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坚持三支力量都要发展的方针，是中医学运用新技术发展自身的重要保证，切勿互相干扰。
（二）中医学青春焕发
有人错误地以为中医是古老的，只有经验，是说不出道理的一门技术。好象中医与新技术格格不入。
党中央一再教导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医学的现代化当然不能例外，中医的现代化更不能例外。与新技的结合必须紧紧抓住中医的特色。
现代医学是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同步发展起来的。如x线、同位素、超声波等等，很快被应用到医学上来。中医学则与现代自然科学相去甚远，一向处于封闭状态。但她是自成体系的一门医学科学。西医学的发展与实验室分不开，中医学的发展则与临床分不开。西医的实验室以实验动物为基础。中医学理论的提高，往往来自临床观察，它是以人为基础的。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最复杂的，从人身上总结的东西是不能都象动物实验那样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有些自然科学家不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因为他们是以现代自然科学的模式去套中医学，套不上，当然要有怀疑。很多实例已说明，不少新的东西，中医原已有之。以“时间医学”为例，这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哈尔贝格被推崇为时间医学之父，他在读了成都中医学院中医基础教研室一位年轻教师用英文介绍《内经》有关时间医学的内容后十分吃惊，3年前曾来中国访问有关中医学的时间医学问题。
时间医学不仅在认识上贯穿于整个中医学，而且早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并取得重大成果，例如针灸的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特别是“五运六气”学说，既包涵时间医学，还包涵气象医学（气象医学也是新的边缘学科）。
广州中医学院83届研究生的《月经周期的调节及其与月相关系的探讨》一文，调查了多名北京、广州两地的女大学生正常月经周期与月相的关系，并根据《内经》“月生无泻，月满无补”之原则治疗20例肾虚型继发性闭经患者，在月相由虚渐盈时，用滋肾养血之法以助精血之生长，月相由盈渐虚之时，则用通法（活血行气通经），总有效率高达85％。这也是运用时间医学的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中医学蕴藏着很多仍然领先于世界医学的瑰宝，可惜她有如“和氏之壁”，不为大多数掌握着卫生行政之权者所知。
（三）最新的科技才是发展中医的钥匙
据说有人认为用新科技去衡量中医学，觉得中医太落后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有关cCAP与cCMP之研究，令人对中医学的阴阳理论刮目相看了。有了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是科学的。过去一再受到批评的中医“五行”学说，从系统论的角度逐步为人们所理解。其实五行学说就是五脏相关学说，没有五行学说的发展，就没有中医的整体学说。中医的阴阳五行说来源于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但自从与中医学结合之后，已不是哲学而是医学了，若把五行与五脏割离，那么“五行”便什么也没有了。五行学说使藏象学说至今仍有充沛的生命力。“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和“肺为相辅之官，治节出焉”看来十分不科学，但最新的研究知道肺还有不少非呼吸功能，肺的内分泌素的确能助心调整血压。我早就认为心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70年代我就认为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素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虽然至今未得证实，但心脏有内分泌素已于年得到证实。据去年报道黎巴嫩学者娜莫尔博士（女）发现心脏分泌一种直接进人血液的激素，能减轻动脉血管压力，并命名此激素为ANF。我国去年也有人发现心脏分泌一种能影响消化功能的内分泌素。我初步认为当人工心脏广泛应用之后将会发现影响大脑及其他内脏的内分泌素，而且只有到了那时人工心脏的置换才能真正成功。
年福建出版社出版了刘亚光的《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理论》一书，广泛论述了中医理论与新技术的关系，特别从分子生物学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热力学、模糊数学等多方面论证了中医理论的先进性，这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关于中医与控制论，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省市对当地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用电子计算机储存应用。在中医控制论的研究方面，湖北中医学院中医学控制论研究室年9月印刷的《控制中医学》在国际书籍展览会上展出，日本人一见便要求翻译，年便出版了。
再举个经络的例子，经络用西医的解剖学无法证明其存在，近年用生理学方法研究针麻，也只能得出神经与体液、脑啡肽等学说，离经络系统之实质仍然甚远。但中医毫不怀疑经络系统之存在，因为无论诊断与治疗，都早在年前证实了其存在。自从原子物理学家顾函森用精密仪器测得气功师林厚省从劳宫穴发出外气之为低频涨落远红外线，并根据其涨落规律制成仿生仪器后，经广州中医学院气功室使用，证实有治病之作用。后来顾氏叉测试了另一些气功师的外气，发现有发出磁流和未知之物质流的。后来顾氏提出该治疗仪应命名为信息治疗仪，也就是说是来自经络系统的信息发放至病人的经络而起到调治作用。后来港商嫌治疗仪的功率太低要求加大，结果便无效了。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有人在《健康报》批评该治疗仪只是外国的红外线治疗仪的说法。《自然杂志》年4月刊登了广西大学何淑文等《激光气功治疗仪的研制》一文。他们用气功信息来调制激光的输出光强，用于穴位照射。他们认为目前常用激光针的治疗是从理疗的观点考虑的，因而只注意到激光照射能量的积累作用，而他们是从信息疗法的观点考虑的，是以激光载体把气功信息运载到穴位深部、通过经络、神经、体液等作用以调整控制人体某种失衡的病态，使其恢复正常。从生物控制论的观点看载体的能量主要是作为运载信息的条件、而信息的交换与传递，才是实现控制功能的关键，所以他们最关心的是能量按气功信息规律变化的作用。
《健康报》年6月23日《传统医药版》在头版报道中说：“对于长期被人们怀疑的中医经络系统是否存在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已出现可喜的苗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祝总骧及其合作者，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和大量电、声、光实验，初步证实了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它不限于人体，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生物特性，而且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
可见经络的研究，用过去西医的解剖、生理实验方法是无法证明经络存在的，只有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手段才能对中医学的宝贵的东西来一次飞跃的发展。我认为当经络之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取得成果，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公诸于世界的研究人员，将会得到诺贝尔奖金，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愿领奖者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美国人。
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有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这是我的信念和祈望。”[8]
（四）选择21世纪的最新科技成果与中医学结合
“我在广州和刘颂豪院士合作，开设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光子中医学。就是从诊断到治疗，把光学和中医学结合起来，最近毕业于我校的一位教授已经在研究用微量的激光照射做骨细胞实验，希望能够治疗骨质疏松，因为这能够帮助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多学科交叉是很好的，现在世界上的潮流就是多学科的结合，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等各专业学者，如果对中医有兴趣的话都参与进来，大家可以共同把中医药事业发展壮大。中医药不仅是中医的，还是炎黄子孙的，是中华民族的，将来还是世界的。
21世纪的前沿科学也许才有资格来发展中医。20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还破译不了中医，像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中医跟西医辩论，西医说人参只不过含有糖份，跟萝卜差不多。中医则认为，人参在临床上能益气固脱，可以救命。现在的研究证明，人参含有人参皂甙等多种成分，其中有升高血压的，也有降低血压的，非常复杂。按西药的办法研究，则非要找出一种有效成分，这种思路有问题。到21世纪世界医药学再发展，才可能对中医有所阐述，有所发展。”[1]
三、自信自强，改革开放
“中医学越来越萎缩，而西医学越来越扩张，面对这一现状，中医退缩了，这不是进取的战略，而是退却的战略。
中医发展战略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信自强，改革开放。首先，对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伟大的中医学要有自信心。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医要自信、自强，积极发展，不断创新，不然怎么能够“长生不老”？
此外，中医学应当改革开放。改革，就是中医药教育、医疗体系要中国化，按照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去改革。当前教育出来的学生对中医的信心不足，医院里大量的医生不姓中。譬如说小夹板技术，世界公认是个好方法，医院接骨不选择开刀？医院的经营、生存问题。因此，如何能实现中医药的简便廉验，医院生存和发展，医院的改革发展问题，也是整个卫生体制的改革发展问题，所以医改最主要的是发展中医，发挥中医的最大作用。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曾接收一位孕妇患者，因骨折要求用纯中医的方法，不要麻醉，不要开刀，最后请老中医手法复位，处理好骨折让孕妇顺利生产。诸如此类的病例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西医结合研究非手术治疗急腹症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最后没有推广应用，可能问题就出在经济效益上面。
开放，就是放开中医的手脚，所有束缚中医的都要放开。像年中医参与治疗SARS，取得了效果，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开放是要让中医实践平台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对于采取手术的病人，中医也要插一手。比如北京的一个病人，肝置换手术后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西医抗排斥的方法用尽无效，病人危在旦夕，后来请了中医樊正伦用中药才解决问题。
有了舞台中医就要参加，这样长处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反过来，在参与前问中医对换肝以后的问题是长还是短？肯定没有答案。中医被压迫和排斥近一百年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必须开放。
总之，我认为中医发展战略，是自信自强，改革开放！这才是光明大道。”[9]
（一）坚持走自己的路，按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
千万不要按西医的模式去发展中医。因为现在是用西医的模式办中医药大学，所以中医学生都非常彷徨，现在的学生像鲁迅说的那样“彷徨”，而我则要为中医药事业“呐喊”。现在中医临床水平之所以下降，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中医、西医样样学，无法深入，而一个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一定要偏重一门才会有所成就。
最近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导师面试一个博士考生，让他当场写出10条中药方，随便写什么都可以，结果那个博士考生10条药方都写不出来。博士生导师对考生说：“我怎么能收你？”这是事实。现在中医博士生做分子水平研究，硕士生做细胞水平的研究，可是不会临床看病，这是教育的失败，是典型的高学位、低能力。不能按照西医的模式发展中医，因为走的路不一样。中医以人为本，西医以病为本，西医对病治疗就可以，中医不是，要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不懂辨证论治，就简单拿一个方去做重复试验，当然结果不好，这是不懂中医精髓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医学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二）坚持以中医的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中医
中医发展两千多年以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从张仲景到王叔和、叶天士、吴鞠通，都走沿着源头下来的，没有质的变化。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中医到了21世纪就应该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产生理论和临床上的重大突破。
（三）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当重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医药产业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可惜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不多。例如，中国不拥有DVD知识产权，只能挣个加工费。而依托中医思路研究出来的成果，知识产权当然是我们的，何乐而不为呢？国家应大力发展这个行业，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另外，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因此最大的医药健康市场在中国。我们应首先为13亿人的健康问题着想，而不是想着先把中药打到欧美市场去，应把优先解决自己13亿人口的问题摆在首位。要打入国际市场，就要按人家的规则办事，假如花了很多钱进去了，别的国家仍不理解中医药，仍不用中药，我们就白忙了。
但在中国，医院和多数西医都懂得合理选用中药，学会针灸治病，医院就会节约上百万、上千万的资金，中国农民也不再会得了重病不敢治。要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就要想到13亿中国人口中9亿多的农民人口。13亿人口的健康问题需要用简验便廉的中医药服务，就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农村包围城市”。
（四）坚持正确的中医药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药研究方向令人担忧，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成为能够为主导趋势。如“马兜铃酸事件”，导致其他药物受株连，被禁止使用。其实《周礼·医师章》就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供）医事”。“凡药三分毒”，有毒与否关键在量上，量掌握得好就没毒，量过了，就有问题了。广东有一个人吃荔枝，得病后死了，尸体解剖发现，其体内从食道以下全是荔枝，所以量是要害。如果只讲成分，不讲量的多寡，那不管什么好的成分都会被抹杀。中医还有炮制法，可有效控制毒性。我用甘遂治疗肝病腹水，而甘遂就是毒药，我用甘草对抗其毒性，有个病人如此治疗已活了10年了。所以中药的配伍使用很重要。盲目地说这个中药不行，那个中药不行，是不对的。因这些药不是患者自己买，而是医生开的，用量、药效及毒性都能被控制。
（五）正确对待民间中医
现在，民间中医纷纷因我国的《医师法》面临被取缔的命运。有些民间中医虽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的医学知识和秘方是几代人的智慧结晶，这不是大学五年毕业能得到的。政府不能因为他这一代没有上大学，就不让他行医，而要看他的真才实学。
（六）正确对待、处理中医和中药的关系
医药分家是西方医学的规律，但中医学从来医药不分家，中医师在不断的临床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再教给学生。现在如果要求最高明的药学家发明一个相当于补中益气功能的方子，恐怕很难发明出来，因为他们只注重成分。这里需要用中医的补中益气理论。为什么要在补中益气汤中加入柴胡、升麻两味与补中益气功能毫无关系的药呢？这就是李东桓理论的配方和用药规律。中医从来就用复方，但现在要申报新药，最好是一味药、两味药或三味药，药味少申报较易。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中医药到底是为谁服务，以什么为标准的。
总而言之，中医药不是中医药界的私有财产，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是我们炎黄子孙共有的科学和文化。现在，中医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积极探索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发创新，才会有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才会对中国甚至于全世界的医疗保健体系产生积极影响，而这也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1]
（七）与世界双向接轨
“21世纪中医药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科学之林。
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向世界接轨”应予改正。什么都向世界接轨的话就把自已处于从属地位了。21世纪是重新评价中华文化，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时期，世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参予，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妄自菲薄，把中华文化处于“自我从属”的地位。该口号应改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双向接轨”，简称为“与世界双向接轨”。
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10]
四、人才是中医发展之根本
“人才是根本。百年树人,必须把中医教育搞好。中医的大专院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扩大招生人数。加强探索课程设置,注意如何有利于培养出在中医方面真正具有水平的人才,这种人才既不同于老中医,也不是中西结合医。此外还应大办中等中医药专业培训,培养中医药各专科人才。要抓紧抢救老中医学术经验等工作。办法还可以多样化,近10年内允许老中医带徒,通过国家考试,应承认其学历。”[11]
（一）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
“几十年来无论医、教、研、药，都以西医的模式为准绳。现在看来，这一模式，对中医之束缚多于帮助。必须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重新作深入的研究进行整改。
医院已越来越不姓“中”。一壶中药可有可无，成为摆设！医院校本科生也不要中医硕士生。
当然中医教育也有问题，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说：“中医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是两个中专的水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告诉记者（郝光明）“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中医教育的病根在哪里？在于以西医之模式办中医之教育！难怪有人说有些博士不会用中医治病！
硕士、博士英语必须达到四、六级，但医古文水平可以不管。教授、主任医师之职称评定，必须考外语，后来毕业者已不准考医古文了。有些博士生写的字简直使人烦恼！说明中医之教育已远离中华文化，向往西方。请问一个高学历的中医，他的学术源头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呢？机械地用西医教育去培养中医之专才。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中医一切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
一言以蔽之曰：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宫刑”也。
或以为邓氏言之过甚了。下面让我谈谈关木通问题。外国人用含关木通之药长期服用以减肥，出现肾衰。大事宣扬，不追究服药不当而归罪于关木通含马兜铃酸。借机以打击中国药。我国药监部门屈从于西方，舍弃中医之理论，竟将关木通列入禁药，最近又株连到青木香等药。这是一种自杀行为。《中华本草》页：关木通使用注意项下写道：“内无湿热及孕妇慎服。关木通用量过大，可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写得明明白白，不归咎于用药不当，而禁用有用之药，这是愚蠢的行为。何况还加罪于凡含有马兜铃酸之药，青木香等也不能用。请看看西药，造成儿童聋哑的主要致病原因之一是由于抗生素的副作用，抗生素过敏可以致人于死地，……，我就有几个朋友死于青霉素针下。为什么西方没有因此禁止使用抗生素，而今短短2年在中国却已有三味中药被处以死刑呢？！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医师章》）有毒的药何止关木通。《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如果凡药之有毒者都不能用，则中医可以休矣。中药有中药之理论，有炮制学之应用，今把中医药的理论与经验都一笔抹杀，唯西方之命是从，则中医之受“宫刑”才刚刚开始耳！”[12]
（二）改革院校教育，培养铁杆中医
“中医高等教育必须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象外语评级一样，除了各科考试必须合格之外，另设三级中医综合考试。一级：考中医基础理论及中药，方剂诊断。中药要记～味，方剂要记～首，舌诊，脉诊考实际操作。二级：考四大经典及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可用病案分析的方法。三级：临床测试，可于实习后期面对病人临证诊治。
研究生教育应以中医临床型为主，兼及其余。现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最欠缺的是有真本领的铁杆中医。即中医理论与临床技术都过得硬的高水平中医。因此硕士、博士生的教育，除少数搞实验研究之外，绝大多数应是临床硕士和博士，以便把中医的临床水平不断提高。培养成千上万一百几十万这样的铁杆中医才能满足21世纪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
当然，一个铁杆中医，如果他的外语和西医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并能运用新科技与中医药相结合，进行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以振兴中医，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但必须首先是一个铁杆中医。”
（三）发展师承教育
“师带徒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教育方法，现代的教育与传统的跟师教育相结合，这是早出人才的一个好方法。”[13]
我提倡要大温课、拜名师。为什么要跟名师？名师临床多年了，几十年积累的丰富学术与经验，半年就教给你了，为什么不跟？现在要多拜名师，老师们临床多年了，经验积累丰富，跟师学习起来就很快。让中医大夫们得到传承，开始读《内经》，可以先学针灸，学了针灸就可以立即去跟师临床，老师点拨一下，自己亲手取得疗效之后就可以树立强烈的信心，立志学习中医。中医思想建立起来、中医理论巩固了、中医基本功扎实了，临床才会有不断提高的疗效！[2]
“作为中青年中医，中医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重大而神圣，该怎么办呢？我认为除了争取多参加全国性的学习班之外，必须端正对中医的认识，坚定信心，要树立为振兴中医而拼搏的精神，并在这种精神鼓舞下进行中医经典著作大温课，尤其是中医四大经典。对于广大中青年中医工作者来说，经过临床实践之后再读经典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如果不熟习伤寒、温病，就不可能参予攻克非典型肺炎之类新的疾病。另一方面，中医传统的师承方式仍然值得继续发扬，作为中青年中医工作者，应拜真正的高水平的中医为师。现在出版的名中医著作不少，其中有不少宝贵的值得学习的内容。边读边验证于临床，成为全国当代名医的私淑弟子，乐何如之！”
“年，我与十多位全国名老中医一起倡议，医院为示范点，在这里尝试一种的“集体带，带集体”的新型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批年轻的肩负振兴中医重任的“铁杆中医”，时间证明，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经过数年的努力，我们造就了一批年轻的骨干，他们正为中医药事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年，抗击“非典”期间，他们不仅经受了考验，还打出了中医药的威风！霍英东先生当时就对中医药给予了肯定！这都说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邓中光主编.国医大师邓铁涛新医话]
五、发展中医学的关键在于政策扶持
“发展中医药是牵涉到国计民生、国家兴衰的问题，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医院为了生存，已经不姓“中”了。比如，膀胱结石用膀胱镜治疗需要元，用中药只要几十元，最多一、二百元钱。为了生存和经济效益，中医院当然会引进西医手段，用膀胱镜治疗膀胱结石。另外，中医相对说来要便宜些，创收就少，假定将中医的诊费提高一些，物价局就来管。中医院用点自制药，有关部门就说是假冒伪劣药，要没收罚款，中医一向用膏丹丸散治病，为什么现在只准用饮片一种呢？医院的验方自制，是中药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希望国家在政策法规上扶持中医药。现在的有关条例和法律，都是以西医为坐标来考虑问题的，我们应以中医本身的内在规律为坐标。”[1]
（一）应将发展中医药作为国家战略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推动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我认为非常好。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应该与国情结合，发挥中国特色与优势，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体系。中国特色与优势就包含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
发挥好中医特色与优势，有两重意思。一是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点，要得到充分发挥。骨伤做内固定损伤人体两次，小夹板固定不伤害人体，当然有迫不得已的情况要打开，但很多情况下是不用打开的。婴幼儿“破伤风”是世界难题，死亡率很高，我就用中医药治好过。我用的方法是《幼儿铁镜》里的灯芯火烧百汇、印堂、人中等“十三醮火”,我烧到人中穴孩子就哭起来了，再开一些祛风除痰的药就好了。还有带状疱疹，西医治疗经验不过50年，治疗一例要几千元，中医用一条灯芯一烧，治疗就完了。这些方法发展起来去解决疾病的问题不是很好吗？
二是要发挥好中医药这支队伍的作用，特别是民间中医的作用。这些年一些地方对民间医生采取取消政策，造成的损失很大。虽然规范了一些医疗行为，但也错误地打压了很多民间中医，使民间中医这支队伍大大缩小，很多有一技之长、疗效很好的医生不能去为老百姓看病了。我认识的还有一些民间中医，都是很好的，现在只能务农和打工。由于民间中医队伍萎缩了，一些人本来能够生存的，他们找不到能治疗的人了，一些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医院去。医院医院，用了很多钱，也加重了群众的负担。
为此，我有几个建议：
一是要贯彻落实好宪法规定的“中西医并重”原则，把重视中医的法律落到实处。
二是要重视中医药的传承。现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很重视传承、重视流派，但还要重视民间。民间中医一技之长也是宝库的一部分，取消他们的资格是错误的。中医的宝库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一个在名老中医的头脑里，一个在民间。人民是英雄，所以要让他们发挥作用，经过一定的规范与审查给他们行医的资格，而不是考他有没有学历与西医知识。还有就是中医的教育应该更重视古文而不是更重视英文。
三是要重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中华文化、中医药要走向世界，为世界发展做贡献。刚才我们提到教育要重视古文而不是重视英文，但传播就要重视英文，其实不仅仅是英文，世界各国文字都要重视。要把中医推向世界，要让外国语学校之英才学习中医，以便向各国推广。
四是要重视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西医的游戏规则是外国制定的，我就很害怕中医的游戏规则也被别人抢先。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项工作。”[14]
（二）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路
“现在21世纪了，我们必须对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树立信心并加以发扬和发展造福于世界人类，这是我们的责任。过去对传统文化批评过了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要发展传统文化。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中医以造福于全人类。中西医互补，互相不能取代，经历一二百年可能会走到一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华文化大发展始于战国时代，如果说今天是“世界战国时代”的话，估计中华文化的爆炸式的新发展将起始于21世纪，中医学的发展亦将同步。中医药学之腾飞的条件已开始具备了，那就是中医药学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了。但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中医药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实为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正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文化科学必须随着这一指引行进，发展中医药亦不例外。发展中医药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不是中西学术之争。发展中医药首先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的重要依靠。发展中医药是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的。
中医药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医学，必将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发挥巨大之作用。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我国宪法规定，必须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必须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为中医药的发展架设高速公路。因为中医药的特色是简、验、便、廉，乃解决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效良方。医学研究的目的如果首先放在13亿中国人民保健事业这上面来，就非得提倡发展中医药不可。“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治疗一个非典病人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医院治疗费最贵的一个非典病人才是五千元。
从学术本身来看，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西医是微观医学，中医是宏观医学，西医在现代科学扶持下飞速发展，中医有几千年的精华积淀，它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中医学将与21世纪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相结合，会得到象战国时代那样的又一次飞跃的发展。那么中医药学的发展又不仅为13亿人民的健康，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伟大的贡献。中医药学将无愧于“中国第五大发明”之荣誉。
中医药学几千年来，不断在发展，但只是“量变”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科学已进入第四次浪潮的今天，世界科学将帮助中医来一次“质变”的飞跃发展，而在发展中医的同时，因为吸取了中医的精华，会反过来给世界科学以创新和发展。”[10]
六、21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
“21世纪中国国力的强盛为中华文化的崛起奠定了现实基础。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医药腾飞创造了条件。”
“四大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大方向。”
“21世纪的中医药学已踏入千载难逢的机遇之途，发展是必然的，但其发展之快慢取决于国家对中医药学的支持及态度。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医药学的发展不仅是中医药研究和工作人员独有的职责，中医药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关系到中华文化的再创辉煌。”[15]
（陈坚雄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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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铁涛．耕云医话——七、临床[J]．新中医，（07）：42．
[3] 邓铁涛．寄语21世纪青年中医(续)[J]．新中医，（09）：12-13．
[4] 邓铁涛．耕雲医话——二十、经典[J]．新中医，（10）：41．
[5] 邓铁涛．万里云天万里路[J]．山东中医杂志，（06）：-．
[6] 邓铁涛，邓中光．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J]．中医杂志，（02）：78-79．
[7] 邓铁涛．中医与未来医学[N]．中国中医药报.-11-22．
[8] 邓铁涛．新技术革命与中医[J]．新中医，（10）：3-6．
[9] 陈坚雄．邓铁涛中医发展应“改革开放”[N]．中国中医药报.-06-18（）．
[10] 邓铁涛．为中医药发展架设高速公路[J]．天津中医药，（03）：-．
[11] 邓铁涛．继承整理中医学术经验培养造就更高层次中医人才[J]．中医药学刊，（03）：-．
[12] 邓铁涛．中医药必须深化改革[J]．新中医，（06）：18-19．
[13] 邓铁涛．非医攻博的教育问题[N]．中国中医药报.-09-09．
[14] 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21世纪是中医药腾飞的世纪[J]．中国中医药报：．
[15] 邓铁涛．21世纪——中医药学走向世界之契机[J]．中国基础科学，（0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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