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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够用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在柴达木盆地的原始部落能把毛线染成黄红褐蓝等，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布。西药绝大部分为化学合成药，它是指以结构简单的，经过一系列反应过程，制得对人体预防，治疗及诊断作用的原料药，化学合成药的生产方法主要采用间歇法，大致分三种:1，全化学合成;.半合成;3.化学合成结合微生物合成。西药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开始于19世纪。中药的起源于“神农尝百草”的医生自己品尝，大部分中药属于“自采自用”，而不是为了商业获利。中药与西药在研发途径下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所以不能按照西药的研发标准来要求中药。人类有机体的整体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切除，移植，不应该过度医疗，更不应该过度切除，移植。抗生素利器不该被滥用，抗生素问世以后，使西医治疗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疗效，大福度提高。也使中医学《伤寒论》，《温病学》在这方面的优势，似乎变成了“过去式”。分子医学扬弃细胞病理学。显微镜技术和物理化学的进步，使人们的认识由细胞.细菌的“微观领域”深入到更加微观的分子水平，随着人们对于微观领域认识的加深，人们对于细胞内部结构，细胞的调节和分化，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中医尽管没有微观细胞因子调节机制的研究，但是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有序的复杂机体，人体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而不是简单的机械堆积。刘云双老师和大家一起讨论了西药与中药的区别，从起源，到批量生产，西药与中药都不一样。中药的起源来于“神农尝百草”式的医生自己品尝，大部分中药属于“自采自用”，不是为了商业获利。西药的大工业化生产，不可能是临床医生“亲历亲为”的事情，也没有哪一个医生有能力为了治疗一种疾病，自己先建一个化工厂，然后分离化学物质，再去做动物实验，再做临床实验来开发新药。而必须是制药企业老板首先投资研究某些化学单体，再去做动物实验，然后再进行临床实验，以便观察这个新的化学单体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也就是说，西药不是医生发明的，是制药企业制造的，然后推荐给医生，让医生在临床上试用、使用，它的研发动力主要来源于商业利润的推动，是一个医药分离的运行机制。这种研发体系造成了医生不懂药，药商不懂医。医生在使用某个新药的时候，完全依靠药商提供的材料。很多药物不良反应，都是在大面积推广使用的时候产生的。因此，新药上市之后，追求“尝新”的人，其风险就会很大，有的时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的时候就是在“冒死吃河豚。”因为很多西药新药的有效性往往没有多少问题，其安全性却往往是“没有数据”，或者是没有把握的。即使新药的研发过程中有过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也是短时间、参加人数很少的数据，其对人体的远期影响、广泛作用，包括毒副作用，还需要在使用过程之中，在经历千万人体的应用之后才能逐渐了解。中药与西药在研发途径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所以不能按照要求西药新药研发的标准来要求中药。纺织印染促进化学制药印染与化学制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染料就是药物。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够用赤铁矿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的原始部落，能把毛线染成黄、红、褐、蓝等色，织出带有色彩条纹的毛布。商周时期，染色技术不断提高。宫廷手工作坊中设有专职的官吏“染人”来“掌染草”，管理染色生产。染出的颜色也不断增加。到汉代，染色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古代染色用的染料，大都是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为主。古代原色青、赤、黄、白、黑，称为“五色”，将原色混合可以得到“间色（多次色）”。
青色，主要是用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成的。能制靛的蓝草有好多种，古代最初用的是马蓝。赤色，我国古代将原色的红称为赤色，而称橙红色为红色。我国染赤色最初是用赤铁矿粉末，后来有用朱砂（硫化汞）。用它们染色，牢度较差。周代开始使用茜草，它的根含有茜素，以明矾为媒染剂可染出红色。汉代起，大规模种植茜草。黄色，早期主要用栀子。栀子的果实中含有“藏花酸”的黄色素，是一种直接染料，染成的黄色微泛红光。南北朝以后，黄色染料又有地黄、槐树花、黄檗、姜黄、柘黄等。用柘黄染出的织物在月光下呈泛红光的赭黄色，在烛光下呈现赭红色，其色彩很眩人眼目，所以自隋代以来便成为皇帝的服色。宋代以后皇帝专用的黄袍，即由此演变而来。白色，可以用天然矿物绢云母涂染，但主要是通过漂白的方法取得。此前，还有用硫黄熏蒸漂白的方法。黑色，古代染黑色的植物主要用栎实、橡实、五倍子、柿叶、冬青叶、栗壳、莲子壳、鼠尾叶、乌桕叶等。我国自周朝开始采用，直至近代，才为硫化黑等染料所代替。掌握了染原色的方法后，再经过套染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间色。
随着染色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我国古代染出的纺织品颜色也不断地丰富。有人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过色谱分析，共有4种颜色，其中红色的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色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青、蓝色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绿色有胡绿、豆绿、叶绿、果绿、墨绿等。
西药绝大部分为化学合成药，它是指以结构较简单的化合物或具有一定基本结构的天然产物为原料，经过一系列反应过程制得的对人体具有预防、治疗及诊断作用的原料药。这些药物都是具有单一的化学结构的“纯物质”。化学合成药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9世纪40年代，乙醚、氯仿等麻醉剂在外科和牙科手术中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化学合成药在医疗史上的出现。随着有机化学、药理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化学合成药发展迅速，品种、产量、产值等均在制药工业中占首要地位。世界上临床使用的化学合成药物品种已多达数千种。
化学合成药的生产方法主要采用间歇法，大致分为三种:①全化学合成,大多数化学合成药是用基本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经各种不同的化学反应制得，如磺胺药、各种解热镇痛药。②半合成，部分化学合成药是以具有一定基本结构的天然产物作为中间体进行化学加工，制得如甾体激素类、半合成抗生素、维生素A、E等。③化学合成结合微生物(酶催化)合成，此法可使许多药品的生产过程更为经济合理,例如维生素C、甾体激素和氨基酸等的合成。
西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开始于19世纪，年由阿片提出吗啡；年由金鸡纳皮提出奎宁等。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到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化学合成药物的研制成功，鼓励了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逐渐发展到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中药的起源来于“神农尝百草”式的医生自己品尝，大部分中药属于“自采自用”，不是为了商业获利。西药的大工业化生产，不可能是临床医生“亲历亲为”的事情，也没有哪一个医生有能力为了治疗一种疾病，自己先建一个化工厂，然后分离化学物质，再去做动物实验，再做临床实验来开发新药。而必须是制药企业老板首先投资研究某些化学单体，再去做动物实验，然后再进行临床实验，以便观察这个新的化学单体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也就是说，西药不是医生发明的，是制药企业制造的，然后推荐给医生，让医生在临床上试用、使用，它的研发动力主要来源于商业利润的推动，是一个医药分离的运行机制。这种研发体系造成了医生不懂药，药商不懂医。医生在使用某个新药的时候，完全依靠药商提供的材料。很多药物不良反应，都是在大面积推广使用的时候产生的。因此，新药上市之后，追求“尝新”的人，其风险就会很大，有的时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的时候就是在“冒死吃河豚。”因为很多西药新药的有效性往往没有多少问题，其安全性却往往是“没有数据”，或者是没有把握的。即使新药的研发过程中有过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也是短时间、参加人数很少的数据，其对人体的远期影响、广泛作用，包括毒副作用，还需要在使用过程之中，在经历千万人体的应用之后才能逐渐了解。
中药与西药在研发途径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所以不能按照要求西药新药研发的标准来要求中药。这就好比是我们到了餐桌上吃大餐，与神农氏当年尝百草的差别，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进餐之前，像神农氏那样随时做好抢救中毒的准备。毫无疑问，即使不是“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氏也必须时刻准备着中毒之后如何解救，不然的话他即使不是“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是“一人而有七十命”，也早就因为中毒而死亡了，而不会留下来一部千年传诵的《神农本草经》。
人们都说西药是“单一化学制剂”，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很粗略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化学制剂尽管希望纯化为单质，目前临床上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化验室里的试剂，也没有达到单质的纯净度，所有的化学纯、分析纯试剂，都含着几十种以上的“某某、等等”的物质，是一个以某种化学物质为主的“混合物”。不同批次的青霉素，即使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批工人，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其差别之大仍然需要重新做皮试。然而，西药的纯净程度被人们人为地夸大了，并以此“纯净度”为骄傲，否定了中药包含化学物质太多的用药原理，进而否定了中药的科学性。认为中药属于杂物，质量不可靠，疗效不确切，反对中医的人甚至说中医药属于毒物、污物，是欺骗、坑害患者。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评价方法，以单一化学成分的药效原理，来评价中药的组合效应。
由于化学制药进步较晚，既制约了内科治疗的发展，也对外科手术有很大的影响。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能解决，严重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那时的手术场景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19世纪末和0世纪初期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为滥用手术切除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根据巴斯德对致病微生物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J.利斯特（～）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获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
年E.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
1年，在纽约召开的外科医生大会，英国的外科医生莱恩爵士在会议上，提倡以外科手术来解决“自身中毒”问题。以他为代表的人认为，人的躯体里有许多无用的器官，尤其是结肠，寄生着很多细菌，因而产生许多疾病。例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肠道癌症等。他认为人类的大肠是个像阑尾一样的退化器官，没有用处，是许多病痛的根源，应该予以切除。“有一种诊断为结肠炎或粘液性结肠炎的病。把发炎或激惹的结肠解释为腹痛、背痛、违和和不适、慢性病痛，以及大便常有粘液”的原因。当时，这个诊断很流行。他认为只有把结肠切除，人才会健康。
他的理论被很多内外科医生所接受，并且，他在很多内外科医生热情的观摩、注视下，熟练地做了一千多例结肠切除手术，死亡率很低，令人拍手。这种暂时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内外科医生,把结肠切除术作为治疗内科疾病的主要方法。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半结肠切除术、盲肠结肠固定术、胃固定术、子宫固定术、肾固定术、慢性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等。“这些理论和概念，造成几千人做了七种类型的手术，只有少数人暂时得益，很多人病情恶化；有些人死亡。”莱恩的理论又引伸出使用强泻药来通大便、用液体灌肠，在两小时内用30品脱的液体冲洗。“儿童们常常由父母给他们做‘高位结肠清洗’，并作为很多疾病的一般疗法。”不幸的是做了这些疗法的病人感到更不舒服了。后来英国的内科医生们收集了很多证据，证明了这种理论和方法的错误。
“自身中毒论”盛行的同时，美国人比凌和杰出的英国病理学家亨特尔一起提出了“病灶感染论”。这个理论认为“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还包括整个胃肠道、生殖系统（阴道、子宫、前列腺）、泌尿系统（膀胱、输尿管、肾），以及牙齿、口腔、扁桃体和副鼻窦。它“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热心人，在医学界很受尊敬，并被广泛承认。实际上它比自身中毒论更有优势。结果在北美和英国人口中，一部分人成为多种内科和外科的治疗对象。”于是，有很多人做了拔牙、腭扁桃体切除和咽扁桃体切除术、阑尾切除术、胆囊摘除术、子宫切除术、前列腺切除术、结肠切除术等，“进一步还知道很多病人受害。一些人切除扁桃体和拔牙后造成了死亡、肺脓肿和细菌性心内膜炎，虽然这是罕见的。英国在-年间，曾报告人死于扁桃体切除术。在40年代，大多数医学教师普遍认为，上述的治疗结果曾经是一场恶梦。”
人类有机体的整体性，不能随心所欲地切除、移植，不应该过度医疗，更不应该过度切除、移植。其实，大量外科介入治疗内科病，不是技术进步的象征，而应该是内科治疗不成功的佐证。切除、移植，也是内科治疗乏术的表现。相信遥远的未来，切除和移植的手术，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此之多。后人一定会把这种动辄就切除、移植的做法，作为一种笑料的。
抗生素利器不该被滥用年德国P.埃尔利希(～5)和日本秦佐八郎(3～)发现能治疗螺旋体疾病，开创了化学疗法的先声。
年G.J.P.多马克(～)研制成磺胺药，能治多种细菌所致疾病。
年英国的A.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有杀菌能力。
年后H.W.弗洛里(～)和E.B.钱恩(～)将青霉素用于临床。
年美国S.A.瓦克斯曼(～)发现链霉素能治疗结核病。其后新抗生素相继出现。
抗生素问世之后，使西医治疗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疗效，大幅度提高，也使中医学《伤寒论》《温病学》在这方面的优势，似乎变成了“过去式”。著名中医陆渊雷在年的《医界春秋》上，曾发表了“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进行论战，他说：“奴隶派的西医所自命不凡的只是空谈病理，何尝能直接应用到治疗上去！不过他们的义祖（西洋医学）义父（东洋医学）有种种科学的依据，有酒精灯、显微镜、以及许多畜牲（动物实验）的帮助，不是完全出于推想，似乎与《内经》学说不同。所以由他们说的嘴响。但是，病理尽说的精透，若要问到治疗依旧是毫无办法。尤其是他们所沉迷不返的细菌学说，一见了急性传染病，什么验血哩、验痰唾二便哩、培养哩、着色哩、血清反应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难为他把个病菌认识清楚了。要是在前驱期中病菌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西医一句话推得个干净。叫做‘诊断未确，无从施行根治’。这时候病人只好忍着痛苦，呻吟床蓐，静候诊断。这也是病人自己的不好，怪不得西医，哪个叫你不懂的预防、消毒、自己传染病菌？---------岂知西医的根治还要看病人的造化。若是有造化的病人，只应当患梅毒，因为西医有；或者患白喉、破伤风，因为西医有比令氏血清可以把你根治。若没有造化的病人患了别种传染病-------西医也只是说一句话轻轻推个干净，叫做‘尚未发现特效药’，只有对症处理。于是热起来就用冰蒲包、电风扇；冷起来就用水汀、热水袋；肚子饿了就是牛奶、鸡蛋。诸君休小觑了这些对症处置，说他没有价值。须知西医有数理、化学、生物说做根底；有胎生、组织解剖、生理、病理做基本知识。学问这样高明，行出来的对症疗法饶你再不中用，也是有价值的。要是这种对症疗法出于中医之手，那自然是绝对谬误的了。这好比打骂一样，家中的黄脸婆子把你打骂一下就要火星直冒、跳将起来。窑子里的娼妇若蒙她轻咎樱唇、高抬玉手把你打骂一下。你就从骨髓里舒服出来，堆着满面笑容，成打的花头没命价报效上去。若问，嫖客何以这样瘟，因为娼妇得了乌龟、老鸨的传授，平时把嫖客灌足了迷汤的缘故。有一班迷信科学的人物，害了病请教西医，领略了对症处理的妙法，也尽有死而无悔的。若问他何以这样瘟，也因为西医得了西洋日本义祖义父的传授，把那些细菌传染、消毒预防的话头将迷信科学的人物灌足了迷汤的缘故。”
陆渊雷先生的文章，虽然有失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现抗菌素之前，西医对于外感热病治疗上的捉襟见肘、无可奈何。这时的中医学，由于有仲景以来的六经辨证、明清时期新发展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其治疗方法十分丰富，疗效也要高出西医许多，这就是陆渊雷先生底气十足的原因。国医大师张锡纯医院“会诊”，也是因为当时中医的疗效比较好的缘故。
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也就引发了中西医学术优势的转化，在“西进中退”的对比之中，好像中医药已经过时了。其实，临床上很多耐药性细菌感染，经过中医药治疗辨证治疗，也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可见中医药不是古老的抗生素，在病毒性疾病的治疗上，中医药现在还有很大优势。可以证明，中医药治疗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科学原理依然落在西医的目光之外。
近代以来，抗生素的使用非常普遍，在很多没有细菌感染证据的情况下，也应用抗生素，比如感冒大部分是病毒感染，但是临床上一见发烧就输抗生素，很多无菌手术前后也用抗生素“护驾保航”，很多没有细菌感染的慢性炎症也离不开抗生素，原因不明的许多疾病也都“诊断性治疗”地首先使用抗生素，使抗生素几乎成了“万应药”，或者约等于“安慰剂”，达到了使用极不规范的滥用。这既浪费了药品资源，加重了患者负担，也增加了耐药菌株的出现。
人体与微生物的细菌病毒长期共存达几百万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之中，人体建立了一整套对付致病微生物感染的机制，很多情况之下不需要抗生素参与就可以消除感染，并获得免疫力。抗生素发明之后，被扩大使用范围，甚至滥用之后，严重地影响了人体抗菌能力的发挥。越俎代庖的结果，不仅不利于人体抗病能力的提高，而且实际操作中，很多情况下抗生素的使用不是在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以“广覆盖、大剂量、足疗程”为原则，大撒网式的“火枪手”、“散弹”式狂轰乱炸，严重地破坏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杀死了大量有益的细菌，甚至造成二重感染、医源性疾病。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滥用，即使不是医疗腐败助长起来的，也加重了社会和个人的负担。
伦琴年发现X射线,到0世纪初X射线诊断便成为临床医学的重要手段。最初用于观察骨骼状态,年借助铋糊检查胃肠运动,以后又改用钡餐、碘油等进行X射线造影。
现代医学借助于X射线技术，使医学对于人体内部的认识避免了许多“剖腹探查”手术，开创了微创、无创检查的先河。此后重要的诊断技术进展有：心电图()、梅毒血清反应()、脑血管造影(1)、心脏导管术()和脑电图()。
50年代初超声波技术应用于医学，60年代日本采用光导纤维制成胃镜，现在临床已有多种纤维光学内窥镜得到应用。7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成像(CT)以及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后，微小的病灶都能发现。
与抗生素滥用一样，放射线检查、核磁检查也在过度使用，《中国医学论坛报》就有专家指出：“CT滥用，癌症临近”。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由严峻现实发出的警告。核磁检查、超声检查对于人体也绝对不是无害的，所谓“无创”也是相对的，在实验室里研究菌落生长的干预因素，超声干扰就是一个明显的外加因素。
上述一系列的医学进步，大致上可以归类为由解剖开始的实证技术进步，致病微生物的发现和现代检查技术进步，以及化学制药和抗生素的发明，有力地推动了西医临床医学的进步。但是，进一步的微观研究，却给以还原沦为基本理论指导的西医学，带来了许多困惑，甚至很多进展都否定了原来的认识。这种否定，是科学原理的否定。使形态决定状态，病灶决定症候表现的固有思维，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必须放弃原来的认识，另找出路。
分子医学扬弃细胞病理学显微技术和物理化学的进步，使人们的认识由细胞、细菌的“微观领域”，深入到更加微观的分子水平。吸收了分子水平知识的医学，也就被称为“分子医学”。分子医学否定了器官解剖医学的许多知识，也否定了细胞生物学对于人体的认识，把医学对人的认识复杂化了。分子医学揭示了细胞、细菌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不同特质，这些特质也不能用器官解剖和细胞形态来说明了。
年高峰让吉分离出肾上腺素，不久，促胰液素也被提取出来，人类开始认识体液调节的功能。以后甲状腺素、胰岛素、各种性激素等相继分离提纯，40年代提取出了肾上腺皮质激素，50～60年代分离出了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60年代提出第二信使学说，阐明含氮激素的作用机制，推动内分泌学向分子领域发展。
英国生物化学家F.G.霍普金斯(～)和E.威尔科克，年在剑桥大学证明蛋白质，有的营养价值高，有的则营养价值不完全。美国生物化学家T.奥斯本和L.B.门德尔，于6年在耶鲁大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W.罗斯等搞清了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的差别，年证明了人类需要8种必需氨基酸。
人体内的维生素，被科学家们接连找到：维生素B1(C.芬克，3)；维生素A（E.麦科勒姆和M.戴维斯,3）;维生素D（O.罗森海姆,和T.韦伯斯特等,）;维生素C(A.圣捷尔吉,)；维生素B（R.库恩等,）;维生素E(H.埃文斯等,)；维生素B6（S.莱普科夫斯基等,）；维生素K（P.H.达姆和D.福克斯，）等。
0世纪后半叶，科学家们认识到人体内微量元素的作用。锌、铜、锰、钴、钼、碘等微量元素的重要作用。由于营养学知识的进步，人类搞清了各种营养素缺乏病的病因,以便有可能采取“强化食物”等措施来加以防治;使“完全胃肠外营养法”成为可能。年S.杜德里克等首先报道的这一治疗方法，可有效地挽救由于消化道功能障碍等原因而发生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的生命。
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们敞开思想畅想未来。似乎古老的《汤液经》不灵了，各大菜系好像无非是提供各种营养元素材料而不够精确，中华“老汤”、色香味的传统厨艺似乎大有繁琐哲学、故弄玄虚之嫌。好像人们未来需要靠化学合成的“洁净药片”维持生命了，根本不需要再吃直接取自泥土的蔬菜、瓜果、粮食了。《黄帝内经》说的“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好像已经不算道理了。到底是“科学成就健康”？还是人的“自组织能力成就健康？”不能片面夸大外界干预人体的作用。人不能、也没有必要依靠科学合成的药片维持健康，而应该激发自己的自组织能力。
年发明免疫荧光技术后更得以确证自身抗体的广泛存在。0世纪中叶人们发现免疫耐受现象，并在实验动物中成功地诱发了耐受状态，这导致细胞系选择学说的出现。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免疫的作用不限于抗感染,它能识别“己”与“非己”从而维持机体稳定性。
50年代发现胸腺与免疫有关，免疫球蛋白的结构也得到阐明；60年代T细胞、B细胞的作用被发现，70年代中叶单克隆抗体技术的诞生。年N.K.耶纳提出免疫网络学说。
中医把所有的营养物质进行了概括，称为精微物质，或者叫水谷精微，实际上包含了五谷、五果、五蔬、五畜肉，并且讲究各有搭配，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口味配伍，《黄帝内经》概括为“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中医对于人体免疫的各个微观领域也有一种概括，总称为“正气”。中医所说的正气，不能简单化为一种具体的物质，身体里的卫气、营气、经络之气、阴精、阴液、津液、脏腑之气、阴阳平衡、气血通畅，升降出入适中和谐，都是人体正气的组成部分，而且互相之间必须密切合作，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这样才能保证正气的充足，抗病能力才能最大化。有人把中医学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加以“科学化”，改为“抗体存内，邪不可干”，这种所谓现代化预演，实际上是把中医的学术加以改造，是在进行“庸俗化”、“畸形化”，而不是与时俱进的“中医现代化”。
在临床应用方面，免疫学技术作为诊断方法可说始自世纪之初，但最突出的贡献应说是组织和器官移植。免疫学现已成为影响生物学和医学最重要的基础科学之一。年世界免疫学会上一致认为免疫学应从微生物学中分出成为一独立学科。它包括：免疫化学、免疫生物学、免疫遗传学、免疫病理学、临床免疫学、肿瘤免疫学和移植免疫等。
随着人们对于微观领域认识的加深，人们对于细胞内部结构、细胞的调节和分化，也逐渐有所认识。这就是说细胞本身是一个整体，它自身有代谢和分化的自主性，但是细胞在身体里又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它的代谢与分化必须受整体内环境的制约，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不受机体整体制约的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所以，细胞不是整体之中一个简单的零件，必须随时接受全身各种因素的调节和免疫监视。
中医尽管没有微观细胞因子调节机制的研究，但是中医学也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有序的复杂机体，人体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体的形体与精神密切相关，五脏之间也是和谐一体的稳态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机械堆积。把人体看成一个复杂性同，不是还原论简单的物理、化学关系，这就是在中医学与现代分子生物学存在统一性的学术共性。笔者曾经发表一篇论文《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主要从中医不做手术，而能治疗复杂疾病，可以影响人体围观代谢的客观现实出发而立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赞赏，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估计也是出于“奇文共欣赏”的考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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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赞赏